理，表义符号在它的发音性质中并没有任何一定能唤起被它表义的价值或内容的地方。这一符号任意性的肯定意见，已经由于耶斯柏森（Jespersen）而减轻分量了；最近雅各布逊（Jakobson）又提出了疑问。可是，索绪尔早已预先用他自己区分“根本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做法，对这些反对意见作出了回答；大体上说来，指明一个概念的词同它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要比这个概念与它的定义或内容之间的关系来说少一些，这是无可怀疑的。固然语言符号有时伴同有象征性（用索绪尔关于在“象征者”和“被象征者”之间的符号形式内容关系或相似关系的含义），并且象班维尼斯特（Benveniste）所说的对于说话人本人来说，词似乎并没有任何任意性（年幼儿童甚至认为事物的名字是实实在在地属于那个事物的：如人们在看到了山而还没有发现它的名字之前，一座山就总已经先有它的名字了！），但不言而喻，语言的多种多样本身，正好就证明了语言符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不仅如此，符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在习惯上明确地或不明确地约定俗成的）；可是象征则如同在象征性游戏或在梦里一样，可以是起源于个人。

    然则，果真这样，那就很明显，语言学中的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只能与这两者在其它领域中的关系的情况不同；因为在别的领域中，结构不是表达手段的结构，而是被表达其意义的事物本身（相对于表达意义者而言）的结构，也就是种种现实的结构，这些现实本身，就包含有它们的价值和正常的能力。特别是一个常模本身，因为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说要用这种强制性来保持它的价值，它现在的平衡就要取决于它的历史，因为这个发展的有区别性的特点，正好是要导向这样一种平衡（参看第12节）。可是一个词的历史可以就是它的意义一系列改变的历史，除了要满足这个词所处的那些一个个接着来的共时性系统的表达需要这一必要性之外，意义的各个改变之间并没有其它关系。所以规范性质的结构和约定俗成的结构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来说，是处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情况。至于价值结构，则象在经济学里那样，它们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若从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看，它们是与历时性相联系的；若从价值本身的相互作用来说，则它们主要地与共时性相联系。

    就在布龙菲尔德和他的合作者们发展一种主要是描写性的、建立在分布法上的分类性语言学从而延伸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结构主义的时候，这种共时性结构主义从音位学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些新的形式。直到那时候，“对立”的作用（一个类中的两分法）主要只涉及到表意义者和被表意义者之间的关系，而到了特鲁别茨柯依（troubetzkoy）时，一个音位对立的体系被建立起来了，音素按照对立关系去定义；这个结构主义，还因雅各布逊的成分分化系统而变得更加精细。从叶尔姆斯列夫（ogeby）（且不谈特里尔[trier]的“语义场”）的语符学，结构变成了“内部相互依赖的自主实体”，而如果在“任何话语过程的背后，人们都应该找得到一个系统”，那么一个过程就只是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的过渡，这个过渡不是形成过程，而是由第二个系统靠纯粹是共时性的相互作用获得的优越性造成的。叶尔姆斯列夫所用的词汇有些难以理解，以致难以对他的观念加以讨论；但是我们仍然要指出，在我们还要加以讨论（第16节）的语言和逻辑的关系方面，他曾提出过可能构成它们共同来源的一种“底层逻辑”的假说。不过，他的结构主义并不因此就主要地不是静态的结构主义；因为，它的重点是放在“相互依赖关系”上面，而不是放在转换作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