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乔姆斯基的特征的是发生论和笛卡尔主义这样有趣的混合，这使得他必须要为这一当代语言学家所意想不到的意见去辩护。这个意见把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刀和遗传性联系起来了；而按照某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几乎全部的心理生活都应该用这种遗传性来解释：“如果确实真的各种自然言语的语法不但复杂而且抽象，而且语法的不同种类又非常有限，特别在最高度抽象的水平上说是如此，那么，通常人们似乎都把这些语法看成依语法这名词可以接受的意义而言是文化的成果，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就又成为问题了。非常有可能，一种语法是从某个天赋的固定图式（着重点是我们加的）经过简单分化获得的，而不是由逐步积累材料、语列、语链和新的组合而获得的……，而且一般说来，只要我们稍懂得一点言语结构，就会相信理性主义的假设有最大机会被人看到富有成果，而且大体上看完全是正确的”（前引文章法文版第20一21页）。

    因此，我们正面对着在大多数作者那里存在而未表现出来的一个假设，因为他们的结构主义倾向促使他们怀疑任何心理发生论和任何历史决定主义，但又并不因此就赞成把结构推到超经验的本质上去。乔姆斯基既有实验感，又有形式化感，他的立场要有分寸得多，因为各个个别语法按照在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转换过程而分化：于是天赋的那部分就是核心，即“固定图式”以及转换的普遍性形式结构，而它们的变异性则属于他和哈里斯在言语行为中所着重指出的“创造性”方面。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天赋的固定图式”的问题，这个问题还要从不同方面去进行考察。

    首先是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任何一个特性被认为有遗传性，那就要说明它是如何形成的。要理解大脑皮层的言语中心在人类化的过程中是怎样出现的，这已经是一个使人相当困惑的问题了：用突变和自然选择来解释是不够的，尤其因为涉及的是一种主要是与生俱来的关于个人之间交际的活动。如果要使负责言语表达的基因在遗传上不仅担负起传递从外界获得发音言语表达的能力，而且还要有一个固定的有形成作用的图式，从而产生语言本身，问题自然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而且，如果这种起形成作用的核心另外还要把“理性”担负起来，因而还应该承认理性也是遗传的，于是就只有两个合理的答案了（因为，让我们坚持这一点，简单地谈突变和选择，而又没有一点客观材料为依据，这就象贝达朗菲所说的是向“西藏的祷告木铎”去求援似的了）：或者说是一直有的预成作用（可是为了使预成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非要等到人的出现呢？黑猩猩或蜜蜂不是已经很令人有好感了吗？）；或者说是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得选择加在成为基因团对于外界刺激作用的“反应”的表现型的反应上。

    不过，当我们涉及到个体发生学的领域，其中的后天获得的品质和转换作用的细节都是可以证实的，我们却面临着这样的事实：它们固然与乔姆斯基的假设有一些确定的关系，然而从遗传出发点的重要性或幅度来看，却是有所不同的（参看第12和第13节）。道理无疑简单地就是，在乔姆斯基看到有一种两可选择——或者是一种必须接受的天赋图式；或者是从外界获得，主要是文化方面的获得，但是有种种变化，并且不能解释所讨论中的图式何以有限制性和必然性——的地方，实际上有三种解答可供选择，而不只是有两种：当然有先天遗传或后天从外界来的获得，可是也有内部平衡作用的种种过程或自身调节作用。然而，这些过程象遗传一样会导致一些必然的结果，从某种观点上看甚至还更加有必然性，因为遗传的变异在内容方面，远比表现在任何行为中的自身调整作用的普遍性组织规律的变异来得多。特别是遗传只能建立在可以照原样地传下来或不能传下来的内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