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凯茜终于难以自控。把霍华德送到警察局后，她直接把车开到比尔家门口。她坐在驾驶室，等着比尔出门，可一直不见动静。她下了车，身体倚靠在车前，还做出挑逗性的姿势。她默默祈祷：“求求你，让比尔看见我吧！让他看到我在这里等他吧！”还是没有人出门。“随便什么男人看见我都可以！不管是谁，只要愿意，我都会答应他的要求！我非要跟别人上床不可。”“啊，上帝！我是个裱子，我是巴比伦的婚妇！上帝，你杀了我吧！我就快要死了！”她跳上汽车，飞快地开回家。她找了剃须刀刀片，想割开自己的手腕，最终还是放弃了。“上帝会帮助我，给我应有的惩罚。上帝最清楚我的罪孽，他会了断一切。”凯茜夜以继日地等待，“啊，上帝！我好害怕，求求你，快动手吧！我好害怕啊！”她不停地祷告，提心吊胆地等待死亡的到来，后来，就到了近乎精神失常的地步。

    我用了好几个月，才了解到上面的情况。我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围绕其罪恶感的来源进行，比如，她为什么认为自慰是一种罪恶？是谁这样告诉她的？那人又凭什么说自慰是罪恶？与人私通的念头，为什么是一种罪恶？罪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在我的心目中，心理治疗是最诱人，也是最值得全身心投入的一种行业，但是，当医生不得不询问病人，询问其亲人和朋友，了解病人头脑观念的一切细节时，工作就会变得单调而乏味。比方说，凯茜对罪恶感自行提出质疑时，才开始透露其性幻想以及自慰带给她的诱惑。她甚至质疑整个天主教会的权威。跟教会对立当然不容易，她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来自我的鼓励和支持。她渐渐相信，我是为她着想，而非带她步人歧途。我们形成的“治疗同盟”关系，是让治疗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上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临床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的。那天，我给凯茜注射了巴比妥类催眠药，并同她做了深人交谈，过了一个星期，她就出院回家了。又经过四个月的强化治疗，她才说出对罪恶感的想法：“我现在觉得，天主教会的那一套并不可靠。”凯茜产生这样的认识，说明对她的治疗进人了新阶段。

    我让她思考这样的问题：她以前为什么对天主教会那样虔诚，几乎完全接受而没有丝毫怀疑？她为什么一直缺乏独立的思考？凯茜说：“我的母亲很早就提醒我，对天主教会不能有任何怀疑。”接下来，我们开始探讨凯茜和父母的关系。凯茜和父亲没有感情，父亲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回家就捧着啤酒瓶，在椅子上打瞌睡。只有星期五晚上例外—他那天晚上会在外面喝酒。家里是她母亲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能和母亲唱反调。她的母亲看上去温文尔雅，但是，她绝不允许凯茜和她顶撞。凯茜只能乖乖听她训话：“你不可以做那件事，亲爱的！好女孩可从不做那种事。”“你不应该穿那种鞋，正派女孩从不穿那种鞋。”“你是否愿意去做弥撒不是你说了算的，这是上帝的要求，你必须去。”在我的帮助下，凯茜逐渐意识到，在天主教会庞大权力的背后，隐藏着她母亲同样庞大的权力。在她母亲貌似温情地言传身教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母亲冲突和对抗，对于凯茜是不可想象的事。

    心理治疗难免出现意外。凯茜出院六个月后，在一个星期天早晨，霍华德给我打来电话，说凯茜又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不停地做起了祷告。在我的建议下，霍华德说服凯茜回到医院。就像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凯茜仍躲在角落里，浑身瑟缩。霍华德不明白，究竟什么原因使她病情发作。我把凯茜带进病房，说：“别再祷告了，凯茜。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告诉你，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凯茜。”

    凯茜不停地喘着粗气。她在祷告过程中对我说：“给我吃那种让我说真话的药吧，这样我才能告诉你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