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一样的。”

    “请您简短地告诉我一些你童年的事情。”这是我问过很多客 户的一个问题。我并不需要知道所有细节，我只是想要了解那些模 式从何而来。如果他们有现在的问题，那是因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思 想模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控制他们了。

    在我1岁半时，我的父母离婚了。我并不记得情况有多糟糕。 我惟一还记得的可怕的事情是，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的母亲必须出去 工作了，她把我寄放在别人家。我一刻不停地哭了三个星期。照看 我的人对我的哭泣不知所措，我母亲不得不把我领回家另做安排。 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敬佩她，作为单身母亲，她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 有条。可是后来，我得到的关爱不像以前那样多了。

    我的母亲又结婚了。我一直不能确定，母亲是因为爱我的继父 而再婚的，还是因为想给我们母女俩找一个家。这个男人在欧洲长 大，在一个德国大家庭。他生性残忍，没有学过任何关于如何处理 家庭关系的知识。我母亲怀上了妹妹，这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 大萧条突然袭击了我们，我们发现我们的家陷入了暴虐的沼泽。那 时我刚刚5岁。

    雪上加霜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那时，一个邻居，我记得他是 一个老酒鬼，强奸了我。我清晰地记得医生的检查过程，以及我作 为主要证人参加的法庭审判。那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我总是听见 别人在说：“都是你的错。”所以在很多年里，我都害怕那人被释 放以后会来报复我，因为是我把他送进了监狱。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忍受身体上和性方面的虐待，外加 繁重的体力劳动。我的自我形象越来越差，好像对我来说什么事都 不对劲。我开始在我的外部世界表达这种模式。在我四年级时，发 生了一件能够代表我那时的生活的典型事件。有一次学校举行晚会 ，有好几个蛋糕供大家分享。除了我以外，这个学校的大多数学生 都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衣着破旧，发型也很可笑，还穿 着一双拖沓的黑色鞋子，身上散发着每天吃的用于驱虫的生蒜味儿 。我们家永远没有蛋糕，我们买不起。我的一个邻居大婶每周给我 10美分，在我过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得到1美元。那10美分被 列入了家庭预算，而那1美元用于在“一角钱商店”里买我的内衣 。

    因此，在学校举行晚会的那一天，那里有这么多蛋糕，他们都 在切它，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几乎每天都能得到两三块蛋糕。当老师 最后走到我身边时(我当然是最后一个)，蛋糕已经没有了。一块儿 也没有了。

    我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我当时“已经深信不疑的信条”—— 我是没有价值的、我不应当得到任何东西——驱使我站在了最后并 且得不到蛋糕。这是我的模式。他们只是我的信念的映射。

    在我15岁的时候，我无法继续忍受性骚扰，从家里和学校逃了 出来。我找到了一个宴会服务员的工作，这比在家里时做繁重的体 力劳动轻松多了。

    由于对爱的极度饥渴和卑微的自我认知，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 任何一个对我好的人；就在我刚刚过完16岁生日不久，我生下了一 个小女婴。怀孕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无力抚养她，但是，我能够给 她找一个良好的、爱她的家庭。我找到了一个没有孩子又渴望拥有 孩子的夫妇。我产前最后4个星期一直住在他们家里。在我住院期 间，我给新生儿起了他们家的名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体验到任何做母亲的喜悦，只有失落、 罪恶感和羞耻。那段经历成为我必须尽快克服的心理障碍。我只记 得婴儿那不同寻常的大脚趾，就和我的一样。如果我还能见到她， 根据脚趾我就能够确认是不是她。婴儿刚刚出生5天我就离开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