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讥讽普通的纽约人：quot;走路的样子看上去总是好像他前面有一顿好的晚饭，后面有一个监守者似的。quot;1880年，尼采注意到一种quot;匆忙的、不妥当的、让人流汗的仓促，需要立刻做一切事情的quot;文化正在发展。

    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技术对人类的塑造如同人类对技术的塑造一样。191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卡森写道：quot;随着电话的使用，会产生一种新的思考习惯。缓慢迟滞的心情已经丢弃……生活变得更加紧张、敏锐、生动。quot;卡森毫不奇怪地发现，在电脑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干活会让人对那些跟不上软件速度的人产生不耐烦。

    19世纪，匆忙文化加快步伐再上一个层次，而这得益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原型顾问。在他效力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钢铁公司，泰勒使用一块秒表和一把计算尺，测量出每一项工作所耗费的时间，精确到秒，并最大效率地给工人安排了工作。quot;在过去，人是首位的；quot;他不祥地宣布，quot;而在未来，体制将是首位的。quot;尽管他的文字在全世界被广泛地阅读，泰勒本人喜欢将他的quot;科学管理quot;品牌付诸实践的混合性的成功。在伯利恒钢铁公司，他所教的一名工人，一天搬运的生铁是普通工人的4倍多。但其他很多员工抱怨压力大，太过疲劳，纷纷辞职。泰勒人缘不好，1901年遭到解雇。虽然他在晚年相对默默无闻，但对联盟组织来说他仍是一个憎恶的对象，他的quot;安排第一，人第二quot;的信条在西方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不仅在工作场所如此。1999年出品了有关泰勒主义的电视纪录片的迈克舒尔兹认为：quot;泰勒本该死于耻辱，但他可能笑到了最后，因为他的效率理念对界定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所裨益，不仅仅在工作上如此，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上也如此。quot;

    当泰勒在计算每换一只电灯泡需要百分之几秒的时候，亨利·欧勒出版了《没有城市没有乡村的世界》一书，该书描述了火星上的文明，在火星上，珍贵的时间成了货币。一个世纪后，他的预言实质上已经变为现实：如今，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钱。我们甚至谈到quot;有时间quot;，或更常见的提法：quot;缺时间quot;。

    为什么物质如此富足，缺少时间却如此普遍、如此流行？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死亡率。现代医学使人类在《圣经》所说的70岁寿命的基础上增加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如此，人类依然生活在最大的期限阴影下，即死亡。毫无疑问，我们感到了时间的短暂，并力图使每一刻都富有价值。但如果这种本能得到普及，那么为何有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倾向于同时间赛跑呢？

    部分答案在于我们看待时间的方式。在一些哲学传统里，时间是轮回的，如中国人、印度人和佛教徒，只列举三类。在加拿大的巴芬岛，因纽特人使用同一个uvatiarru，同时指代quot;在遥远的过去quot;和quot;遥远的未来quot;两个意思。在这些文化中，时间总是来了又走，总是在我们身边，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断更新。在西方传统中，时间是线性的，像箭一样从A地发向B地，无情飞逝。时间是确定的，因此也是宝贵的资源。基督教施加压力迫使信徒们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本笃会的僧侣时间安排十分紧张，因为他们相信魔鬼会跟闲人过不去。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总结了西方对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困扰或迷恋，并严厉地呼吁quot;一个人浪费了一小时，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quot;。

    在与本地化的佛教融洽相处的日本民族神道教里，时间是循环轮回的。然而1868年之后，日本以几乎超乎寻常的激情开始赶超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