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不能明白，过度工作会使他们耗尽自己的精力以及后代的精力，早在他们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之前他们就被耗尽了精力，被这种罪恶的劳动制度所吞噬并遭残酷压榨，他们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支离破碎的人；他们扼杀自身所有美丽的才干，唯独疯狂工作除外，不留下任何活力给自己。

    --保罗·拉法格《懒散的权利》（1883）

    不久前，人类曾期待休闲新时代的来临。机器承诺将每一个劳动者从辛苦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当然，我们或许要在办公室或工厂里经常地改变工作内容，一会儿监控屏幕，一会儿拨弄电话拨号盘，一会儿在发票上签字，但余下的时间可以让我们闲逛或开心消遣。手头上有这么多时间可供支配，quot;匆忙quot;、quot;急速quot;等词汇将最终从语言中消失。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早预见到休息及消遣世界到来的人之一。18世纪后期，在技术突破的激发下，他曾预测，不久后人类的工作时间将减低到每周不足四小时。19世纪使这一预言显得稚气而荒唐。在工业革命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里，无论男女，甚至儿童，每日均要工作15小时。但到了19世纪后期，闲暇时代又一次凸显于文化的雷达屏幕上。乔治·萧伯纳曾预测，到2000年，人类的工作时间将是每日两小时。

    在整个20世纪，人类对无限休闲的憧憬从来没有停止过。技术的神奇承诺令人目眩，普通人开始梦想着过一种在池塘边闲荡、身旁有机器人伺候的日子，机器人不但可以调配出色的马提尼酒，还能让经济良好地运转。1956年，理查德·尼克松曾告诉美国人，quot;不久的将来，他们每周将只有四个工作日。quot;10年后，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被告知，2000年，美国人将每周只需工作短短的14个小时。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也还有人预测，电脑和机器人技术带给人们的空闲时间将多得令人不知所措。

    他们还能比这更错误的吗？如果说我们能对21世纪的某种东西有把握，那正是：关于工作之死的各种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今天，休闲时代看上去似乎和无纸办公室一样切实可行，实则大多数人更可能被要求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不是每周14个小时。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清醒时间。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诸如家庭、朋友、性爱、睡眠、业余爱好和休假等，都不得不屈从于超负荷的工作日程安排。

    19世纪中叶，在工业国家，平均工作时间开始稳步下降。当时通常的标准为每周六个工作日。但在过去的20年里，两种竞争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人依旧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努力工作，而欧洲人的工作时间则稍短一些。有估算显示，现在美国人均每年的工作时间比欧洲人多350个小时。1997年，美国取代日本成为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业国家。相比之下，欧洲则像是quot;闲散者quot;的乐园。但即便在欧洲，情形也颇为复杂。为了跟上快节奏生活的步伐和连轴转的全球经济发展，许多欧洲人也效仿美国人，增加工作时间。

    在平均统计数字背后，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均超出他们的意愿范围，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国家尤其如此。现在，平均每四位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每周累计工作50个小时以上。相比之下，1991年，每10个人中则只有1人有如此大的工作强度。到2002年，在30岁年龄段的人中，平均每五位英国人就有两人每周至少工作6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乘坐交通车上下班所耗费的时间。

    休闲时代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中还有如此多的人仍需如此拼命工作？金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需要谋生，但对消费品的永无止境的欲望意味着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