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件事情。

    ——李开复

    李开复一直把他的养育了七个孩子的妈妈视为人间圣母。妈妈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地倾听儿子的诉说，仔细揣摩什么才是儿子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她还知道儿子内心深处潜藏的

    愿望，知道那愿望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终将爆发出来，一点一点地引导儿子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她对儿子有一种执拗的期待和信任，相信儿子不同凡响。可是作为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儿，开复总要惹妈妈生气。每逢这时候，她就显露出一个平凡母亲的特点：焦躁，愤怒，甚至专横。

    “我有一个很独裁的，但是非常好的母亲。”开复总是这样说。听上去有些矛盾，其实母亲正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温和又严厉，既传统又开放，既独断又宽厚。11年前，她曾拒绝所有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冒着生命危险生下这个儿子。现在，儿子尽管还未成年，她却毅然剪断了母亲对儿子的束缚，让他跨越浩瀚的太平洋，到美国读书。她知道儿子不仅需要生命，还需要自由成长的空间。那是1972年，李开复11岁。

    这一年的中国有一个让全世界感到惊讶的春天。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红色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肩而坐，谈笑风生。这场面要是出现在今天，人们是不会放在心里的，但在那时候却非同小可。此前中美两个国家互不了解，不共戴天，此后都开始尝试了解对方，结果发现原来大家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可以做朋友。这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1972年开始的，现在回头看，它改变了中国的大历史，也改变了很多普通中国孩子的命运。

    后来被人们叫做“天才”的那些“微软小子”，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呢。1972年，张亚勤6岁，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他还在山西南边的一个小城里跑进跑出，缠着外婆给他讲故事。沈向洋也是6岁，住在苏浙两省交界的一个小村庄，白天坐在一个破牛棚里听老师讲课，傍晚在田里采野果。童欣刚刚两岁，吴枫也是两岁，高剑峰和张黔还在襁褓中，而刘策要到6年以后才出生。张宏江的年龄稍大，也只有12岁。他离开在武汉的家，跟着爸爸妈妈来到河南叶县的“五七干校”，一下子看到那么多不认识的叔叔和阿姨，既好奇又惊慌。凌小宁在这群人中是年龄最大的了，那一年20岁，是北京第三轧钢厂的一个还没满师的徒工，其工作是把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每天8小时，每周6天，每月工资18元。

    在“微软小子”的经历中，1972年如果有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李开复远渡重洋到了美国。他从此摆脱那些枯燥的课本和无休无止的考试，还有那个让他讨厌的小学老师。

    当然他也离开了温馨的家。等到长大成人、功成名就、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时，他才认识到，生命和自由，正是母亲给予他的最好的礼物。

    开复出生的那一年，父亲55岁，母亲44岁。对这样年龄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生理上的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炼狱。很多人都说她的年龄不再适合生这个孩子，母亲只是轻轻地重复着三个字：“我要生”。分娩的那个夜晚，医院的专家说，“这孩子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看到这女人眼睁睁地望着他，专家又说：“科学上低能的概率大一些。”但是母亲还是那三个字：“我要生”。

    母亲的坚强拯救了这个男孩儿。他后来说“母亲有一个坚强的性格”，那是在他诞生到世上的第一天里就有的感受。

    要说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对孩子的期望，海峡两岸真是如出一辙。就像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在这个家庭里，母亲对孩子有着更强烈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小儿子的出生让这个中年女人的生命放射出奇异的光彩。她坚信他是全家最聪明的孩子，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