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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地
    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张宏江

    张宏江的“起跑线”有些特殊,是个知识分子的“流放地”。

    30年前宏江还是个小男孩儿,举家离开武汉,来到河南叶县的黄莹坡,这地方是中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中叶公居住的地方,那时候是一个2000多人的小镇,也是一个专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改造的“流放地”。

    老家是中南地区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而新家却是贫穷闭塞的地方,所以这趟迁居是这个家庭生活道路上的转折。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父亲是电子部下属一个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也是一个工人,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干部,更与牛鬼蛇神不搭边,但组织上一声令下,除了服从别无他法。

    但是,宏江在后来的岁月中,始终把这次迁徙看作他走向未来的起点。“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他这样说。

    他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从年龄上看,他与开复、亚勤和向洋更接近,但是从经历上看,他却总是把自己划进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这是因为,当他懂事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想去上学,但学校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课不上了,桌椅被砸烂了,老师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承认犯了“师道尊严”的罪行,还“与学生为敌”,学生们振臂高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然后走上街头,用绳索把老师们拴成一串示众,又一哄而散回家去,不再读书,不再上课,不再做作业,不再考试。这一切宏江都经历过。

    至少在整个“大动乱”的岁月里,宏江和他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在武汉的一个职工大院里度过童年。”他这样回忆。一般西方人不会理解,这句话中意味无穷。共产党在40年代末期从农村走进城市,在建立自己政权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座座大院。大院有围墙环绕,门口设置传达室和警卫,里面则是政府、军队、企业或者学校。一座城市通常由若干大院子构成其精华部分,也叫“单位”。人们上班工作在一起,因为是同事,下班回家还在一起,因为是邻居。“大院”成为那时候大多数城里人的典型生活方式,也囊括了宏江的全部生活。他每天进进出出,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大门,永远是那个警卫,永远是爸爸妈妈的那些同事,还有他们的孩子,谈论的永远是同一个话题。

    一个城市的精粹往往不是它的物华天宝,而是人。叶县虽说是个小城,距离省城郑州还有100多公里,但它现在成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流放地”。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宏江也被这股潮流带了进来。他立刻感到换了一个新天地,这里没有“大院”,没有高墙,没有警卫,眼前都是新鲜面孔,耳边都是不同方言,接触的人多了,眼界和空间大了很多。张宏江成年之后并不总能处处争先,但他始终拥有一种开阔的眼界,先是抱定走出国门的信念,接着认定丹麦太小,然后又说新加坡也是一座“小庙”,根本无法容纳他的想象力和激情,所以才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去了美国。他就这样让自己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国。别人听到他的经历,都说他的世界眼光是在周游世界的经历中建立起来的,其实,这与他的这段童年经历不无关联。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五个观念:你的一生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的天地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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