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有个记者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有些腼腆又有些得意地说:“如果把我的学习时间算一算,那么我在计算机上花的时间,要比其他所有科目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你总要完成学校的课程,通过考试呀?”
“相比之下,我更关心自己的实力,至于考试什么的,我不是特别在乎。”
“聪明的学生不一定都有自觉的意识,但是很自觉的学生一定是聪明的。你认为你很聪明吗?”
“不。我就怕人家说我聪明,至少那些考上北大的学生比我聪明。如果你今天要我谈论什么天才,我可一句也说不出。我觉得一个人是不是天才不重要,能力强不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动,是进取,是把潜力发挥出来,才能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
“事实上这也需要勇气。大多数人很难摆脱成绩啊、考试啊、名次啊这些东西,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做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你做的事,那么考试就不重要了,名次就不重要了,名牌大学就不重要了。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主动精神。”
“你很幸运,没有名牌大学,没有很高的学历,却找到了好工作。”
“是啊,像我这样的人很少。这样做的风险的确很大。当初我也没有怎么细想,要是细想想,有多少人敢这样冒险呢?”
胡耀华长叹一声,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学习越好的孩子主动性越差
西方有一种说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
——朱文力
“西方有一种说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朱文力说。
同样的意思,在中国有另外一种表述。爸爸对儿子说:“你们班上学习最好的那个同学,将来是你儿子的家庭教师;学习最差的那个同学,将来是你儿子的老板。”
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会说,这是那些学习差的人在自我安慰。可是朱文力讲这话的时候,那副表情与其说是在“自我安慰”,不如说是在“自我反省”。微软的另一个研究员,张黔,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开心得大笑:“真有这个可能。我们家就是证明啊。我二哥的学习成绩比我差远了,可他现在自己开了好几家公司,做得很好。我妈妈都愿意到他那里去住啊。”
朱文力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女性。尽管你在微软公司很难找到性别歧视的证据,但它在全世界的几百个研究员中,女性的确很少。所以你可以相信,文力一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她不仅不是“差学生”,而且还是她自己所说的那种“A等生”,是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下一个优秀学生的经典之作:严格而且细腻的家庭教育、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老师心中的好学生、门门功课都是5分、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然后是清华大学。
她的外表有点像她的名字,端庄、文静,轻轻地覆盖在一种力量之上。她很年轻,但她在希格玛大厦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表明她在研究院里已经有些资历。她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业,又在美国的公司里做过几年研究员。为了帮助别人理解她的一些想法,她总要提到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还不由自主地拿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做比较。她相信“每个孩子心中都有自己的愿望,都想去实现它。”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孩子总是很害羞,不能主动地去表达自己,主动地解决问题,主动地去开辟新的道路?”
她的想法在很多经历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中引起共鸣。大家把自己的经历纷纷凑在一起,居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中国,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可能主动性越差;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可能主动性还要好一些。”然后她就解释她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