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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家星散飘零
“革命”后的常州同过去相比,不过是一批新贵上台,其昏聩腐朽,其贪婪无耻,其横暴野蛮,比清朝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瞿秋白在极度的失望之下,感到莫大的痛苦和愤慨。一次,他与羊牧之谈到《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朱贵式的酒保。1912年10月10日,正当常州的居民和各机关学校都在张灯结彩,庆祝“双十节国庆”的时候,瞿秋白却制了一个白灯笼,用毛笔在上面悲愤地写了两个大字“国丧”,然后高挂在宗祠侧门上。妹妹轶群看到邻家都挂着红灯或彩灯,独有自家门上悬了一盏写有“丧”字的白灯,觉得不吉利,暗暗地取下。瞿秋白知道了,仍旧把它挂起,表示了他对“国庆”的鄙视、对军阀统治的反抗。

    这时瞿秋白的思想,几年之后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曾经作了说明:

    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

    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

    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常州最后的一个住处。

    瞿秋白在精神上的苦闷,是与生活上的艰辛交织在一起的。

    贤庄的大姑母,不久就去世了。瞿秋白家中生活,不能再依赖姑母的柴米接济,景况日益困窘。到瞿秋白十二岁前后,家中不得不把星聚堂每月租金七元的房屋退赁,在族人白眼相视之下,搬到了城西庙沿河瞿氏宗祠。这是瞿秋白在瞿氏宗祠是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出资建造的①,座落在城西觅渡桥北面,与星聚堂只隔一条河。宗祠门前蹲踞着两尊石狮子,门楣上方一块汉白玉石上刻着六个篆书大字:“城西瞿氏宗祠”。祠堂分为东西两院,各四进。从大门进去,东侧第一进是灶房和女佣的住所。第二进作饭厅。第三进只有两间,外间为客堂——每逢祭祠供祖也在这里。内间东首隔一张小帘是秋白母亲的卧室。这两进之间有个小天井,四周有小廊回合,中间种植些菊花。夏日的夜晚,一家人就在这天井里吃晚饭和纳凉。近西侧回廊有一口井,瞿秋白和弟妹们就从井里汲水浇花;食水也是他们从这里抬到灶间去的。再向后是一个穿堂,从早到晚光线充足,里面放着画桌和书架,瞿秋白的父亲常在这里挥毫作画。穿堂以下的三间是瞿秋白弟妹们的卧室和陈放杂物的地方。每天,瞿秋白的母亲就在这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瞿秋白的卧室和读书处在最后三间平房旁边的后翻轩里。房中靠东墙放一张旧式小床,正中窗下置一张方形书桌,一张旧式靠背椅。床右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一支玉屏凤凰箫,一只月琴。瞿秋白在闲时,除了下棋之外,常常一个人吹箫,其声悒郁委婉,似乎在诉说心中郁积着的苦闷和对人间黑暗的痛恨。同学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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