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家中来时，多在此处谈话、游戏。张太雷是常来的同学之一。羊牧之也常来此向瞿秋白求教英语、数学——

    ①《瞿氏宗谱》卷十二：“戊戌升授湖北按察使。陛辞后便道至常扫墓，出巨资起造宗祠，并扩充旁屋以庇族中之无告者。”

    旧时习俗，住祠堂是最不体面的事，不仅住祠堂的这一家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就是同族的人也脸上无光。瞿家世代簪缨，“自胜国至今秀才相继，或及身通显，或子孙登榜，叠荷恩荣”①。在这样显赫的家族中，非到万不得已，无论是哪一房，哪一支，谁也不愿意迁到宗祠里居住。何况，当时宗祠里还停放着许多族人的灵柩，阴森凄凉，哪里是住家的处所？瞿秋白一家迁入宗祠后，许多亲友从此就和他们断绝了来往。许多当官的堂兄弟和亲戚们，竟没有一个人肯伸出救援之手。在这种极端势利的社会中，瞿秋白一家饱尝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它在瞿秋白的头脑里激起了强烈的愤懑，也锻炼了他坚韧的性格和反抗精神。这样一种被压抑了的不满情绪，在他的一首志怀诗中，曾经流露出来：“悲欢原有别，天地岂无私？”悲苦与欢乐，对于人们原来竟是如此不公平，可见苍天后土也是挟有私情啊！——

    ①《瞿氏宗谱》卷十一。

    母亲之死

    瞿秋白家中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父亲瞿世玮于1913年秋天，把祖母送到杭州瞿世琥家里，然后他到湖北黄陂二姑母周家管帐，月薪约三十元。但不久，世琥罢官，不再寄钱来了。到1914年，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借债维持最低的水准。有时家中的午饭，只有早上吃剩下来的白粥。瞿秋白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不了。我们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有多少家连粥都吃不上哩。一次，瞿秋白在街头遇见一位老农，身边站着一个头插草标的女孩待卖，周围不少人在看着。瞿秋白不忍心看下去，他痛苦地说：“那个小孩低垂着头，好象在出卖我的妹妹似的。”他指着从身边擦过的一个头戴阔边礼帽的胖子对同伴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人就好过了。”①——

    ①《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1915年初，金衡玉写给无锡秦耐铭的手书，反映了瞿家生活的困窘。信中写道：

    壬甥回后，时有不适。医者云：气血不足，故较前两胎病重。余劝其服药，彼又不肯，执定欲下胎。医与收生妇均不肯，云非比私生者，彼等均伤阴騭。昨经余再三言自愿，始允；须洋五元，明日来此。后又嘱余通知甥倩，最好有本人在此云云。……彼人所要之五元，须尊处出，余非惜此小费，可免日后招怪之意。……如肯来，望将壬甥之帽只与珠花并自铺盖均带，丝棉亦带来，欲甥倩为阿双温英文耳。此颂侍祉

    二十二姨字

    瞿世玮在信末附言云：

    再者，洋头绳袜壬甥本拟自结，因身体不快，故未能结；如请人结，需费一元。甥倩果要否？又第三年及今年月报带来借我一阅。

    瞿秋白的姨表姐要在瞿家作人工流产，请人织袜；所需费用虽然不多，但瞿秋白的父母由于经济拮据，自顾不暇，再也无法资助亲友了。

    一家八口，生活无着，只好把家中物品拿去典当变卖，以为糊口之计。逐渐的，衣服、首饰，全部送出去了；金石、书画也变卖一空。最后，连柜橱、桌椅、盆桶和日用器皿，也大都典质了。当铺、旧货摊和米店，都是瞿秋白常去的地方，他把一包包衣物送到当铺高高的柜台上，接过很少的几个钱，然后再到米店去换回几升米或者几斤豆。

    由于支付不起学费，瞿秋白的弟妹们早已停学在家。妹妹轶群时常住到舅舅家中。弟弟云白以入嗣六伯父，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