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进行战斗的武器，因而笔力豪骋，运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瞿秋白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的杂文多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热情奔放，较少含蓄，富于鼓动性和号召力；好作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带有他过去大量写过的政治论文的格调。但是，也应指出：并不是他所有的杂文都明白晓畅，较少含蓄。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对于杂文家的瞿秋白的成就，杂文研究者指出：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就杂文而论，鲁迅和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这两种相近的评价，反映了瞿秋白杂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

    大众化文艺的倡导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所包围，其内容大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以及因果报应、安贫乐道、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地主资产阶级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能为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既然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或革命倾向性，那么，它必然要求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所爱好。否则就无法实现革命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利器的根本任务。

    革命文学家，历来重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早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学界又开展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是探讨大众文艺的形式问题，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1931年以后，瞿秋白重返文艺战线，以极大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艺大众化问题。1931年5、6月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提出文学革命的问题。9月，写《乱弹》，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揭示出文学艺术早先来自平民，逐步为少数统治者所霸占，而最终仍将重新属于人民的规律。

    “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瞿秋白写《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两文，指出：“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务了。”①“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书，第914页。

    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到1932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是4月25日，瞿秋白在左联理论性的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年10月写），6月10日又在《文学月报》创刊号（《文学》半月刊被禁后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上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对上文作了补充和发挥。《文学月报》的编者，可能认为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又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