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约请许多人来参加讨论。茅盾应邀用止敬笔名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以后周起应（周扬）、何大白（郑伯奇）、田汉等人都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在一年多时间里，《北斗》、《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文艺大众化。左翼作家在这时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一时形成热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瞿秋白后来又写了《“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论翻译》等文，以及一些书信形式的手稿①——

    ①目前见到的有致新兄、伯新兄、迪兄、岚兄等五封书信手稿。

    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研究和讨论中，付出的精力，撰写的文章，比之其他文学问题都要多得多。并且，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论述，也最有条理，最为深刻，最富有创造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正是瞿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还初步阐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他承前启后，既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又为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方向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①——

    ①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06—107页。

    三十年代初，中国文艺运动的状况如何？瞿秋白尖锐地指出：“普洛文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①瞿秋白认为，在题材和内容上，新文学的题材狭小，内容贫乏，始终脱不开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新文学的作家们所写的作品，“只是限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描写”②，诸如失恋，家庭冲突，三角恋爱，稿费太少，上海的亭子间生活，北京的小公寓生活，等等。而对“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则很少涉及③。革命文学运动也沿袭老路，与大众隔离着。一些革命作家眼中的“民众文学”，不过是“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只用“浅薄的人道主义”，“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工人，农民”④。在语言方面，瞿秋白认为，虽然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使白话成了文学语言的正宗，比之文言接近了人民大众的口语，但并不是大众化的。早在1923年由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写《荒漠里》一文就指出：“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使群众的精神生活陷在荒凉的沙漠里⑤。他叹息地问道：“唉，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⑥这个看法，瞿秋白在八年之后，即1931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等文时，依然没有变化。他承认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作品的语言较之文学改良运动的“旧式白话”有所进步，是“新式白话”；少数优秀作家已在运用真正白话进行写作。但他认为，大多数作品使用的仍不是真正的白话。他说：“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十二年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现在的新文学，还说不上是‘国语’的文学，现在的‘国语’，也还说不上是文学的‘国语’。现在没有国语的文学！而只有种种式式半人话半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的文学。亦没有文学的国语！而只有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⑦瞿秋白挖苦地指责用这种文腔所作的文学，是“骡子文学”。他说，“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