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多钟头。因为当时我那样混乱的思想情况，对于瞿秋白给我的殷勤指示自然领会很少，但也有了一些认识。我认识到方法有错误而文字太艰深。我感觉到应该学习活的语言和大众爱好的民间形式。后来我曾提倡口头文学主张研究民间文艺就是从这样感觉出发的。①

    瞿秋白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革命的作家必须“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不要只想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受受群众的教训。”②他指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觉。”③尽管瞿秋白这里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还不是指直接到群众的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即到那些说书的、唱小调的、卖胡琴的、摆书摊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见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①参见郑伯奇：《回忆瞿秋白烈士》。《忆秋白》第320页。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2—8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

    ③同上书，第873页。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中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话”、“真正的白话”。其标准是“读出来而听得懂”①。语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语言规律。瞿秋白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在大城市里已开始产生，它将足以表情达意，演说故事，撰写文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鉴于沙俄时代，俄国各民族人民反对俄语同化政策，坚决反对在中国用“国语”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他指出，“国语”的名称本来是不通的，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是压迫弱小民族，这种含义的“国语”，应当排斥不用。他坚持只用普通话，不用“国语”一词。

    在大众化问题讨论中，瞿秋白和茅盾在把语言大众化问题放在什么地位的问题，有些分歧。1932年7月，茅盾以止敬笔名发表《问题中的大众文化》一文，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①只有学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他认为大众文艺的主要条件是努力学习运用《水浒》等古典小说的艺术方法和描写方法，如动作多，抽象叙述少，处处以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不用联想、暗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的读者感动；而读得出、听得懂，只是起码条件，仅做到这一点不能算是大众文艺。瞿秋白读过茅盾的文章，于9月间发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②一文，不同意茅盾的“主要条件”论。他申明他并不是不注重写作技巧，但当前首要的任务还是要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首先要有大众文艺，然后再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过分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茅盾后来说：“对于秋白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因为我发现我与秋白是从不同的前提来争论的，即我们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也包括名著）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我以为应该是前者，而秋白似乎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