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于后者。由此又引出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分歧看法。我认为没有艺术性的‘文艺作品’不是文艺作品，即使最通俗的文艺作品也然。而秋白则似乎认为大众文艺可以与艺术性分割开来，先解决‘文字本身’问题。”③茅盾侧重于作家创作的角度，注意大众化作品的艺术性；瞿秋白则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家。这些讨论，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的意见有点急于事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工农大众文艺家的出现，谈何容易！对此，鲁迅早有精辟的见解。1930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④目前限于客观条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⑤。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力量，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实现——

    ①《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

    ②《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

    ③《文艺大众的讨论及其他——回忆录十五》。《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④⑤《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而且亲自进行了大众化作品的写作尝试。他所住的紫霞路谢寓，离老城隍庙不远。有时，他化装到那里去，观听民间说唱。同时自己动手利用旧的民间文艺形式，写了不少有新内容的通俗歌谣和故事，即所谓用旧瓶装新酒。其中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后，写的最多。如《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姘头》、《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五更调》、《工人要求新唱春》、《国民会议新唱春》、《五月调》、《苏维埃新山歌》、《工人格福气》等。这些作品完全采用群众的口语，揉入方言俗语，十分通俗易懂。但是有些作品单纯从政治宣传着眼，仓促成篇，往往流于粗糙概念，缺乏强烈的艺术的魅力，既为知识分子层所忽略，也不为广大群众所欣赏。

    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汉字改革。这是欧美文学发展史上所不曾遇到的问题，因而中国的汉字改革，对于文化大众化的实现，具有创新的性质。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指出：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因而，他主张从根本上废除方块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罗马化）的拼音文字。他最早最切合实际地考虑了创制拉丁化的新中国文的问题。他提出方案，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讨论，并且得到了郭质生等的帮助，在1929年2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的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同年十月，瞿秋白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丁化字母》，1930年春，首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署名是瞿维托）。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单行本用汉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还有新文字和汉字的对照读物，和两个附表。一个是《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用他所提的新文字的声母、韵母跟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和俄文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拼法对照比较。另一个是《汉字拼音表》，其中包含有若干汉字的特别拼写法。这个拉丁字母的新中国文字的拼音方案出版后，不仅得到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员的赞同；而且引起苏联的研究中国问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的关注。后来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