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员陆定一都有意避免与他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更大的迫害。瞿秋白与毛泽东关系极好，他们同受排挤，政见相同。人们常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树荫下、草地上，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有时还与瞿秋白开个小小的玩笑，问他是不是想念杨之华？但是，他们也只能通过吟咏，抒发一点不平和愤慨之情，曲折地表示他们对“左”倾路线的不满。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红色中华》的宣传报道，自然是围绕这个重心，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因此，报纸大力地宣传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大量报道了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某些地方在扩大红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的运动。报纸大力地宣传了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的运动，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红色中华》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了官僚主义。当然，在“左”倾路线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要宣传“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在瞿秋白，而应由中共中央来承担。这是不说自明的。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了聘书，定期给他们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出一期。内中对通讯写作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有通俗浅近的讲解。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二百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庞大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另一个编委谢然之藏在农村养病，不来上班，后来在敌人大搜查时被捕叛变。瞿秋白带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每周出二、三期。以后，敌军逼近了，瞿秋白便随军行动。白天，他与大家一起步行，爬山，沿途还做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审稿，以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他也注意调动身边工作的同志，鼓励他们经常为报纸写稿。这样，直到1935年1月中央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在中央苏区报刊新闻工作中，他是忠于职守的杰出的领导者。①——

    ①本节参考许焕隆著《瞿秋白》一文（《新闻界人物》二，第54—65页），并借用了其中的一些成文。

    领导苏区文艺工作

    苏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的起居室和办公室，设在一个狭小的土房里。房中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文件和书籍。瞿秋白到达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因而生活也最困难。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每日十四两到一斤四两；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且职无高低，人无老幼，大家一样。

    有些人处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往往会丧失奋斗的勇气，留恋或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但是，在苏区的革命者们却充满了革命理想和追求，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集中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