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③——

    ①《红色中华》第170期，1934年4月3日。

    ②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323页。

    ③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时间是短暂的，领导教育工作的时间尤其少。但是，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将长留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主编《红色中华》

    瞿秋白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同时，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①——

    ①前任主编沙可夫因病于1934年初去苏联疗养。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初为周刊，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改三日刊，双日刊，成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四万多份，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可以见到《红色中华》报。

    早在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心得，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斗争》第50期。文中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红色中华》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红色中华》作为联合机关报，对于“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报要反映“‘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

    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的现象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在编辑方面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并且直接对人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报纸不能只靠偶然的外来投稿。除了组织特约通讯，派出记者到各重要战线和重要区域以外，还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工农报》。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上述改进《红色中华》报的正确意见，完全付诸实践。在“左”倾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瞿秋白在党内继续受到排挤，没有发言权。据《红色中华》的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