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则政上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算帐；（二）银行贷款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活跃市场；（六）节约。

    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耍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要大家考虑。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迸”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思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xdx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