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