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起草小组，正在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因为这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决定由胡、赵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七五’计划应该是一个改革的计划。”赵紫阳在向起草小组的成员传达中央对“七五”计划的看法时明确指出了这个总方针。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订计划，另一层意思是说计划要以改革为重要内容。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一再讲到：如果我们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制定的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对“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央十分慎重。为了考察“七五”计划战略设想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中央领导除了在中南海运筹之外，还到全国各地做了大量的深人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

    在文件起草的前一阶段，无论是胡耀邦出访南太平洋五国，彭真对日本的访问，还是赵紫阳对西欧三国的考察，他们都想到要了解中国“七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世界环境，称一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世界经济发展“天平”上的分量。

    在国内，他们对经济建设和改革的考察就更具体细致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田纪云等都曾多次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新鲜经验。

    与此同时，中央还为起草小组邀请了一些

    “外脑”，其中不仅有一些负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颇有建树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从不同渠道汇集的许多重要想法和建议，源源不断地从中南海传递到西郊起草小组所在的大院里，使在这里酝酿起草的“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框架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深化。

    经过认真地讨论和修改，六月间，形成了（建议草案）的第四稿——也是提交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讨论的第一稿。

    于是，一场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前途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在中南海内外展开了。

    7月上旬，在中南海勤政殿书记处的会议厅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连续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对（建议草案》草稿逐句逐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形成了第五次草稿。

    过了不久，在北京举行了有207人参加的为时一个星期的大讨论，其中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有老中青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还有特意从地方和大企业请来的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负责人。

    在此期间，中央把《建议草案》草稿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当地的党委常委分别主持召开了同样的讨论会。

    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同时都收到了

    《建议草案》草稿，请他们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

    各地参加讨论或个别提出过修改意见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经过八易其稿，终于产生了“七五规划”。

    《建议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设想，拟出了一个崭新的模式：

    在“七五”期间，中国的改革将全面展开，要以建立新的管理体制的雏型为目标，用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成为“七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当然，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我们当前仍然面临的许多困难，中央也不回避，而是在《建议草案》中都实事求是地指了出来。

    胡耀邦指出：无论从经济形势上看，还是从改革形势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