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无法置身许由洗耳故事中的。人类面对商品经济的负面冲击已显得脆弱无力，精神上的矮化也使人们没有那份心境和教养走近巢父、许由了。

    唐尧未得许由，四方人士皆推荐虞舜，舜于20岁以孝闻名天下。《洪洞县志》载，尧于访贤途中，在洪洞历山下遇到躬耕垅亩的舜，见舜用的犁辕上拴有簸箕，便问其由。舜说，牛走得慢了，需要鞭策，但牛拉犁已经够辛苦，再鞭抽于心不忍，所以拴个簸箕，不管哪个牛走得慢了，就敲敲簸箕，这样黄牛误认为打黑牛，黑牛错觉是抽黄牛，两个牛都走快了，何必鞭打呢。尧帝听后，不胜感佩：舜对牲畜尚能如此爱怜体恤，让其承以帝业，定会爱民如子。然而，唐尧深悉，一国之君，身系天下，一时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舜的才德。于是，尧将娥皇、女英两女嫁舜，以观察舜的治家本领；又让九个不成器的儿子与舜一道生活，以考验舜的教化才能。

    舜此时年逾三十，娶尧帝两女为妻，方结束了独身生活。但舜并没有因为成了尧帝的女婿而孤高骄矜，仍谦挹虚己，不露圭角，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仍不记旧怨，恪守孝悌。娥皇、女英也不因身份高贵怠慢公婆，尧的九个儿子也变得通情达理。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这样记述了舜的人格力量：“……舜……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女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互让地界)；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互让居所)；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的陶器没有粗糙破损的)。一年而所居成聚(一年后舜住的地方成了村庄)，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舜代尧行使政事后，勤政爱民，一秉大公，注重教化，仁爱为本。经常置身民间的舜，仍担心自己见闻有限，决策失误，便在自己门前设立了“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所谓敢谏之鼓，就是于门前设一大鼓，无论何人，想荐贤士能臣，欲献治国良策，均可击鼓进言；所谓诽谤之木，即是在门前立一木柱，不管是谁，发现舜有过失，皆可立在木前，对舜月旦藏否，品藻评说，有书记员记录下来后，再转告给舜……

    喜听颂歌是人类的一大“爱好”。颂歌盈耳，神仙听了也乐不可支；忠言逆听，圣哲闻多了也会腻歪。君不见古今中外，唱颂歌者，常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灌逆言者，辄会蛟龙失水，虎落平阳。而远古时的舜，竟如此广开言路，闻过则喜，因此他方能继“尧天”之后，创造出“舜日”的辉煌。

    通过“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舜得知颛顼和帝喾的子孙们，世代贤德，山高水长，恩施百姓，便一一委以重任；舜又得知帝鸿氏、少皋氏、缙云氏的后代们或怙恶不悛，包庇奸邪，或利欲熏心，搜刮民膏，或行若狐鼠，散播恶语，便将这些簪缨之族的贵胄子弟，一一发配边荒之地。舜知人善任，见鲧治水无方，便将之革职，启用鲧之子禹，最终又将帝位禅让给禹……

    “尧天舜日”的远古盛世告诉人们，古代国家初创之时，权力机构简单，官少，事简，赋轻，国无暴敛之征，民无苛政之忧，帝王顺天(自然)而治，百姓其乐融融。有学者总结尧文化时，曾概括出六点：一“俭”，崇尚俭朴；二“让”，蔑视争权夺利；三“谋”，提倡深谋远虑，谨防决策失误；四“和”，主张和睦相处；五“戒”，防范人为的灾难；六“安”，融入大自然，生活安闲愉快。我以为尧文化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权力的和平交接。唐尧禅让虞舜，虞舜让位夏禹，不像嗣后史不绝书的那样；为争得最高权力，播野种而移花木者有之，假狸猫而换太子者有之，弑父兄而动刀戟者有之，除心患而赐鸩酒者亦有之……为戴上那顶皇冠，人类灵魂中那最丑恶的一隅，袒露得淋漓尽致。无论从哪个角度评说，“尧天舜日”里的禅让，都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