屑保佑这位昏君。赵佶最终被金太宗完颜晟掳走，沦为阶下囚，封为“昏德公”，郁郁客死他乡，魂栖北疆边塞……

    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虽将汉人视做劣等族种，但对关公却推崇备至，也许是因了元世祖忽必烈尊佛尚武的缘故。

    出身卑微、既当过放牛郎也曾剃度为僧的朱元璋，可能深悉关公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他于鄱阳湖大胜陈友谅、完成实现皇帝梦的关键一役后，便精心编造出关羽率十万阴兵助他致胜的“天方夜谭”。明成祖朱棣在关羽事上的想像力，也像其父皇一样天马行空，在他御驾北征雅失里时，曾煞有介事地向三军宣称，关大王正率兵为大明军队作前导，定能所向披靡……

    朱明王朝的神器承传到神宗朱翊钧的手中时，皇权政治固有的兴衰周期率，眼看又要应验。十岁即位的神宗，成年亲政后，长年深居幽宫，只知纵情声色，不见廷臣，不理朝政，致使阉人专权，特务横行。加之天灾频仍，黎庶田园不保，庐社为墟，饿殍遍野，百姓甚至易子而食。斯时，明王朝历代“积压”下来的皇子皇孙多达十万余人，却无一愿意降低生活标准，个个仍是锦衣玉食。有这么多的巨口大张之兽，百姓哪堪重负!专制政治，向来都是力图把百姓的灵魂关进笼子，锁入地牢。为消民冤，神宗对关公采取实用主义，又将关老爷抬出，妄图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去麻醉万民的神经。他在位期间，曾三度大封关公：万历十年封关公为“协天大帝”；十八年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四十二年再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同时对关羽夫人及其二子乃至周仓，也封后、封王、封公。

    清兵入关前，满人对关公的崇敬度，毫不亚于汉人。满族除将关公当神灵祭祀外，皇太极还命人将《三国演义》译成满文，作为八旗官员及将领们的必读书。史称“千古一帝”的康熙，深知满人政权要扎根中原，实现他“耕凿九壤同”的政治主张，必须将满文化融入汉文化中。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则非佛非道，乃是儒家学说。儒学历经封建时代的种种变异，早巳构成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并由此沉淀转化为一种文化形态结构。儒家毋须与佛道两家争夺关公，因关公本身就是儒家学说最忠诚的实践者。清统治者大概深悉，“大树特树”关公的忠义仁勇的形象，对巩固其政权会获得事半功倍之效。康熙在位时，巡曲阜，临解州，谒孔子，拜关庙，并御题“义炳乾坤”的匾额悬于解州关帝庙之崇宁殿上。他的儿子雍正和爱孙乾隆，也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之圭臬，崇孔尊关的程度，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肃清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中，对关公评价“不到位”所造成的“流毒”，乾隆甚至还专门降旨，对陈寿展开了“革命大批判”，诏日：“……陈寿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定论，岂得谓公……”其时，关羽已被作为武圣与文圣孔子一样，列为国家春秋两季的举国大祭，并以朝廷名义颁发统一祝文，规范大祭时的规格……

    在清政权统治中国的近三百年间，从顺治到光绪，历代皇帝曾十数度对关羽进行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年)，对关羽的封号登峰造极，可谓旷古未有。今天，当我们读着这“忠义神武灵祜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的长达26字的尊号时，在被关圣的威严压得难透一口气的同时，有谁不会感到，即将灭亡的清王朝，当时却把汉语中最珍贵、最美好同时也是最沉重的字眼，皆一古脑儿地加在了我们的关老爷身上了!

    中国朝野共奉关羽，如果说宋元是发展期，明代是盛行期，那么清代无疑是鼎盛期。在明清两朝，有一种现象颇值得我们玩味：李自成揭竿，白莲教起义、义和团举事，袍哥会暴动，他们对关老爷，或当做军神叩拜，或当做旗帜挥舞，或作为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