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的地方，几乎村村寨寨都立有关庙。《天山客话》中载：“塞外虽二三家，必有关帝庙。”

    如果说一座大的关帝庙就构成了一个小的信仰圈，那么星罗棋布于全国的关庙，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疏而不漏的关公信仰网络。

    神是早期人类蒙昧无知的产物。在旧中国，当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呈示出种种异兆、人们茫然难得其解的时候；当巨灾大祸骤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处于弱势群体的百姓又无法抗御的时候；当外寇入侵烧杀抢掠、统治者只顾。酒地花天、手无寸铁的百姓只能望敌兴叹的时候；命运的缰绳一直不能攥在自己手中的芸芸众生，总是请出他们心目中的神。百姓辄以神的超力，作为脆弱文化心理的支架；也辄以神的超世关怀，来慰藉破碎呻吟的灵魂。笃信关老爷乃“青龙转世”的人们，自会把悲天恤民的关公当作心目中包打天下，神力无边的偶像。

    遍览宋代以还的史乘方志，披阅明清以来的宣卷稗说，采撷轶散民间的传闻，有关关公“显圣”的记述及碑文，俯拾皆是。如果将之搜集起来编纂成册，简直可以堆成一座书山。大而言者，关圣常能降妖护国、平寇破贼、除瘟禳灾；小而云者，极富人情味的关爷更能体恤忠孝、断决疑案、掖善惩恶、示医疗疾、佐学举仕、佑人发财，甚至惠及黎庶的娘生日孩满月。

    在《解梁关帝志》中，关圣“救水厄”的记载，被描绘得神乎其神：“(明朝)隆庆年间，广平府淫雨浃旬，山水暴涨，浸入东门，城中男妇嗷号，震天动地。顷见城上云雾中，关圣一脚踢倒城门楼，橹门以填实，略无罅隙，用是雍住水头，城得不没。”

    明朝末叶，日倭屡犯我东南沿海，武圣伏倭的故事，被渲染得玄之又玄：嘉靖四十一年，倭寇狂攻福建仙游城之南门，门内有关庙，有人见关帝将城门锁住，匹马单刀与敌鏖战，倭寇辙乱旗靡，一败如水。俟守城官卒入庙祭拜时，但见关帝像汗水涔涔……同年，倭寇数度滋扰江苏太仓，太仓城内，亦有关庙。每当寇来，“城内白雾漫空，如有神护”，令倭贼杯弓蛇影，趑趄不前……而关圣于鹏城(今深圳)近海，大胜东洋船队“一役”，更被岭南百姓夸张得颊上添毫，勾魂摄魄：明时为御倭酋，鹏城设立军事城所。某年冬夜，月黑风高，一队东洋战船，从大亚湾偷袭鹏城。时鹏城军民已进入黑甜之乡，眼看日倭下船登岸，鹏城即遭血洗。忽然，立闪裂空，惊雷滚地，豪雨似瀑，梦中军民，悉被惊醒。众人仰望云端，只见赤面关公，龙盔虎靴，身跨赤兔马，左有白脸白袍白马的关平相伴，右有黑脸黑袍黑马的周仓相随，共率天兵天将，凌虚杀向倭寇船队，搅得海水呼啸，惊涛摩天。俄顷，日倭船队，帆折舟摧，葬入深海。须臾，天开云散，月朗风清，关帝驾返天宫……

    一部中国近代史，写满了华夏民族陆沉的羞耻，兵败的屈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标”，曾把轩辕子孙的尊严剥个精光；那一纸纸割地赔款的条约，曾像切菜刀般将四万万同胞的心削成碎片。面对列强残酷的洗劫、洋佬野蛮的屠戮，不甘为刀下鱼肉的中国百姓，在呼佛佛不应，唤道道不语的情状下，关圣成了他们惟一的保护神。

    在抗日战争中，关帝在全国各地显圣的传说，又不绝如缕。据传，日军团山田司令率兵进犯解州时，曾数度炮轰解州关帝庙而不能击中。山田大惑，进庙拜关帝并抽签，卜问能否渡黄河直取西安。摇出的签上竟写着：“过河不难，兵马死完。”山田怒火中烧，抽刀欲砍关帝神像，刀刚出鞘便断为两截，这日军团司令骇得魂飞魄散，刚出关帝大殿，便倒地而死……香港出版的《武圣堂集》中，载有这样一则奇闻：1942年，日空军狂炸南宁，市民妇孺，多避入天主教堂，认为日军不会轰炸外国教会。谁知教堂亦不能幸免，炸弹当空而下。市民扶老携幼，冲出教堂往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