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是不是买包子，张子贵摇头。摊主问第三遍时，张子贵说他想找活干，管吃管睡就行，不要工资。摊主是个肥硕的中年女人，满脸狐疑，说他这样四肢健全的人，月薪六七百块钱的工作不难找，何必白给人干活。张子贵说他不是出来做工，而是来寻老婆的。

    摊主觉得有趣，问详细了，听明白了，免不了发表她的看法：“媳妇是嫁过来的，做儿女的可以被爹娘打，那公公打媳妇，说不过去。你女人看重的是你的态度。你寻到她，先要认错，再好好劝说，回去让你爹赔个不是。你暂在我这里干活，包吃包住，另外每个月付你四百块。”

    张子贵从不放弃为自己辩驳的权利，现在觉得摊主偏袒女人，照样要辩护一番。摊主一顿教训：“你的女人，要的是你的态度。你不明白这个，寻到她也没有用，不如回家反省自己更好。”

    且说吴大年无头苍蝇般冲到城里，在街头坐了许久，把周围看熟悉了，才站起来，在餐馆、茶馆或者宾馆前探头探脑，遇到工厂，也隔着铁门问保安是否招工。走了几十家，到处都摇头，直摇得吴大年两眼发晕，双腿乏力。

    她靠着树根歇口气，决定降低工资条件，只要有吃有住，三百块钱一个月都行。这招奏效，立刻有餐馆愿意试用，叫吴大年拿身份证来做个登记。吴大年想不到，也拿不出来，性急，与人辩理：

    “我们乡下从来不用身份证。我人在这儿，怎么会假？”

    “你是谁？有没有人担保？”

    “我叫吴大年。保证是真的。”

    “你总得有个身份证明。”

    “家住兰溪乡金塘村第三组。”

    “结婚证呢？”

    “没带。”

    “你们这些人，太没身份意识了。”

    “我下次回家补办身份证。”

    “那合同也没法签。”

    “不签没事。”

    “这样吧，工资二百，填个表，就开始工作。”

    吴大年一听，松口气，颇为吃力地填了表，卷起袖管就进了厨房，刷盘子洗碗拖地，不遗余力，尽乡下种田的蛮劲。没多久，老板见吴大年手脚麻利，吃苦耐劳，是那种以一抵二的角色，竟主动调高了吴大年的工资，另炒掉一个经常偷懒的员工。

    说来也巧，吴大年在餐馆碰到了亲戚，那就是娘家小弟媳米红。吴大年高兴有了伴，觉得城市不再深不可测，连温度也有了，夜里与米红睡一张床，说了很多知心话，把在张子贵家的陈年旧事，桩桩件件摆出来，说到伤心处，眼泪流淌，米红深抱同情与不平。米红常年在城里做工，多少了解城里人的感情与生活，离婚的事不稀奇，但吴大年要与张子贵分开，她仍是诧异。一是吴大年向来安分守己，二来张子贵不漂不赌，无不良恶习。米红问吴大年，是否吓唬张子贵。吴大年说忍不下去了。米红劝她冷静，一个女人家，离了婚怎么过？

    “我很冷静。就是死在外面，我也不想再忍。”吴大年觉得难过，无法表达心中积累的痛楚，不能准确地将压抑多年的苦水倒出来，举了几桩事情，别人听起来，似乎也微不足道，揪心的原因，仍牢牢地生根盘积在心底。

    “米红，我命差，当姑娘时，娘家像坟墓，嫁过来，婆家就像一口棺材，住在坟墓和棺材里，是死人，我是死了几十年了，现在才想到要活。”

    “娘家人不抬起你，婆家人自然会小看你。你这样过了半辈子了，要怎么活呢？”米红遵循劝和不劝分的传统。

    吴大年没回答。她仰面躺着，看见屋顶的横梁、青灰的瓦片，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

    结婚第五年，家里盖新瓦楼房，吴大年一会儿上屋梁接砖，一会儿下地坪挑沙，哪里缺人到哪里，男人能干的活，她都扛下了。风吹日晒了好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