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容可掬地叩门，办公室的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多个），都刷地站起来，态度十分谦卑，冬莎姑娘感到有点突然，储备的笑容也不准确了——她想，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和阿炳的事情，终归是佩服她的。于是她努力显出那个准确的笑容，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了。到另一间办公室，冬莎姑娘懒得叩门，因为里面的人正好抬头看见了她。那是个满脸严肃的男人，每一个毛孔里都有一股凛然正气。冬莎姑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把这个严肃的男人逗乐。她两只眼球一滚，忽然变成一对斗鸡眼，眼白部分空白惊人。他看见严肃男人更严肃了，又将舌头一伸，几乎舔到自己的耳根，严肃男人的严肃终于垮了，张大嘴，惊愕得连小舌头都在颤动。冬莎姑娘这才擦擦舌头留下的黏液，露出一个准确的笑容，说，我被炒鱿鱼了。严肃男人也笑了，说这是件好事情，我也被炒过鱿鱼。他请冬莎姑娘在沙发上坐下，用一次性杯子给她倒水，水桶咕噜咕噜冒泡，冬莎姑娘心情越发舒坦。她第一次遇到别人说“这是件好事情”，她觉得自己到税务局来，就是来找这样的肯定的。

    严肃男人把水放到茶几上，回办公桌打了个电话，听起来像偷情。

    “真是太好了。”冬莎姑娘甜蜜地望着严肃男人，巴望和他有更多的交流，大眼睛里流露出一只京巴狗那样的依赖。

    “的确很好。小姑娘住哪里，不是广州人吧。”严肃男人说。他的身体陷到沙发里，衣服立刻出现皱褶。

    冬莎姑娘不喜欢他这样的腔调，他谈的事情很无趣，她想围绕“这是件好事情”深入下去，直到他问她很私人的问题，她就可以说说阿炳了。所以冬莎姑娘不吭声，眼睛落在茶几上的《羊城晚报》，表示不满。她瞟了一眼严肃男人的脚，黑皮鞋油光闪闪，心想他该穿雨靴，像阿炳那样，不过，戴上头盔，他的下巴就嫌瘦了。

    因为想起了阿炳，冬莎姑娘打算回去。这时，门口进来两个人，满脸好奇，分别在冬莎姑娘左右坐下。冬莎姑娘笑了，他们两人穿同样的衣服，笔挺、古板而又滑稽，就像一层壳把身体裹紧了。不过，她很满意他们虔诚的样子。

    “这是件好事情。”她对他们说，间距很远的大眼睛露出一只京巴狗那样的信赖。但是，冬莎姑娘很快发现他们只是附和，并且在附和之后，问一些她感到无趣的事。他们的诚意是假的。

    “你们不会懂，除非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冬莎姑娘准确地微笑着站起身——实际上是两个穿制服的人从两侧把她提起来的——他们说送她回家。一下楼冬莎姑娘就被塞进车里，她发现车窗也装了防盗网，他们在前座很不严肃地谈笑，笑得车身抖得厉害。没多久车就停了，冬莎姑娘被放到一个露天篮球场，她看到球场上坐了许多人，没有人打球，也没法打球。然后有一个穿制服的走过来，穿着阿炳那样的靴子（但走起路来声响不同），问冬莎姑娘“带钱了吗”？冬莎姑娘说“钱在家里”。穿制服的指着楼梯边上的电话，说打电话叫亲戚或朋友来接她。冬莎姑娘说自己能回去。穿制服的瞟她一眼便走了。

    冬莎姑娘打通了阿炳的电话，眼巴巴地等阿炳来接她。天黑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大雨，篮球场上的人都往屋檐下挤，冬莎姑娘只挤进了一半身体，另一半被大雨冲刷了半个多小时。雨停后，阿炳没有来。天亮了，阿炳仍没有来。所有人正睡眼时，只听冬莎姑娘指着东边喊道：“太阳！小鸡破壳似的，毛茸茸的太阳骨碌一下就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