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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宗教改革时期之自由-2
是因为,一个人从事这种活动,并非想要创造一个欲求的目标,而是想藉此知道,早已注定的事情,是不是会发生,因为这件事与他的活动是无关的。也是他不能控制的。这种心理机械作用是强迫性神经病患者一个特点。这种病人,在害怕一件很重要工作的结果,并在期待一个答案时,会数着房屋的窗户,或街上的树。如果数目是双数,他会觉得,事情会成功的;如果是单数,他就会认为,这是一种象征他将会失败的征兆。

    在加尔文教义中,这种努力的意义是教义中的一部分。最初,它主要是指道德的努力,可是后来,愈来愈强调一个人工作的努力,以及此项努力的结果,质言之,就是强调事业的成功或失败。成功成为上帝恩典的象征;而失败就成为受诅咒的象征。

    在这种意义下,努力与工作完全是无理性的。工作与努力的目的不是想要改变命运,因为命运早已由上帝决定了。努力与工作不过是一种预算已定之命运的方法而已;同时,这种发狂的努力是为了逃避一种无法忍受的无能为力感。

    就目的之本身而言,对努力和工作的这种新态度,可能表示自中世纪末期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心理改变。在每一个社会中,人若想要生活,就必须工作。许多社会,是令奴隶来工作,使自由人可以致力于“较高贵的”职业。在这些社会中,自由人是羞于工作的。在中世纪,工作的负担也是不平等地分配与社会阶层中的各个不同阶级,因而产生剥削利用的现象。但是,中世纪时,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与现在人对工作的态度不同。中世纪时,人们工作是出于一项具体的需要,并且有具体的目的:维持生活。许多人工作,因为觉得工作是种享受,是表现生产能力的一种方法;另外有很多人工作,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一种外在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工作,并且认为这是必要的。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项新因素是,人被迫工作,并非是受外在的压力,而是受内在的强制力。

    内在的强制力可以更有效地迫使人们去工作。因为,人对外在的强制力,总会多少发生反抗;但是,对内在的强制力,便不会产生反抗的情绪了。毫无疑问地,如果不是人们把其大部分精力全摆到工作上,可能根本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使人们想要无情地工作的驱策力,是基本的生产力之一,其对工业制度的重要性,不下于蒸汽与电力。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中产阶级普遍有的焦虑感与无权力感。现在我们应讨论另外一项特征,就是:仇恨与债怨。中产阶级产生强烈仇恨的心理,并不是件令人惊奇的事。任何人如不能表达他情绪与感官上的感觉,和生存受到威胁时,便会正常地产生敌意;如同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中不能享受到资本主义好处的那些人,既不能表达他们的情绪,又受到生存的威胁。加之,少数有钱阶级的奢华与权力,令中产阶级羡艳不已,更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仇恨。但是,当仇意与忌妒产生时,中产阶级却无法直接地把这种仇意与忌妒表达出来,较低的阶级却可以表达出他们的仇意与忌妒——想要推翻有权的人。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想要社会稳定;不想推翻社会;他们想要日益富裕。想要跟上发展的潮流。因此,仇意既不能明显地表示出来,也不能感觉出来;仇意被压抑下去了。可是,压抑仇恨,并不意味着除去仇意,而只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尤有进者,这种郁积下来的仇恨。由于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会累积发展到某一程度。影响人的整个人格,影响人与他人及自己的关系。

    路德与加尔文便是具有此种仇恨的典型代表人物。在他们的关于上帝的概念中——尤其是在加尔文的教义中,非常明显地表示出这种仇恨。加尔文心目中的上帝是专横、独断、且残忍的,他毫无根据、毫无理由地,在凭己意地注定了一部分人类,将永遭诅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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