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宗教改革时期之自由-2
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表示上帝是有权的,加尔文心目中的专制上帝,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仇恨与忌妒的具体化。
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特征上,也可以发现到敌意或憎恨。它表现出来主要形式是义愤;从路德时代到希特 勒时代,较低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特征就是义愤。这一阶级的人心中忌妒有钱有权和可以享受生活的人,但是他们把这种憎恨与忌妒化为义愤,认为,这些高级人士必将受到永久痛苦的惩罚。(Sanulf’“Moral Indignation and Middle Class Psychology”)这种对他人的仇恨的紧张心理,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来。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政权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人都抱着怀疑态度与仇意,根本没有仁爱的精神存在。加尔文尤不信任财富,又不怜悯贫穷。在加尔文教派的后来发展中,时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教人们不要对陌生人表示友善,对穷人要抱着残酷的态度,同时,后期的加尔文教义,充满着猜疑的气氛。
在个人对自己的关系中,也表现出这种敌意。我们已在上文中看到,路德与加尔文是多么强烈地强调人的邪恶,并且告诉人们,自我贬抑和自我羞辱是一切德行之本。他们自以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谦虚。但是,凡是了解自责与自辱的心理机能的人,都知道这种“谦虚”是一种强有力的仇恨产生出来的,这种恨意不能对外界发泄出来,便转向自己了。为了便于充分地了解这种现象必须明白的是,对他人和对自己的态度,非但不是冲突的,在原则上,而且是并行不悖的。其不同之处是。对别人的仇恨通常是可以意识得到的,而且可以明白地表示出来的,而对自己的恨意则通常是不能意识得到的(除非在病态的状态中),而且经常是以间接和理性化的形式,表示出来。一种形式是一个人之积极强调他自己的邪恶和不重要;另外一种形式则是拿良知或责任作幌子。谦虚与自己恨自己没有关系,真正的良知与责任感也不是产生于敌意。真正的良知形成完整人格的一部分,服从良知便是肯定整个的自我。然而,我们发现,从宗教改革时期以至目前,现代人在生活中开口闭口,离不开“责任”,其实,这种责任感带有强烈地仇恨自己的色彩。“良知”是驱策奴隶工具,它驱使人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希望与目标而活动,其实,这些希望与目标不过是外在社会要求的“普遍化”而已。“良知”残忍而无情地驱策着人,禁止他享受乐趣和幸福,使人的整个生活作为某种神秘罪恶的补偿。“良知”也是“内心苦行理论”的根据,而在早期的加尔文教义及以后的清教教义中,内心苦行理论是其明显的一个特色。由仇恨而产生的现代的这种谦虚与责任感,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谦虚中带有轻视他人的意味,而自以为是代替可爱与怜悯。真正的谦虚,及真正的责任感是不能这样的。但是,自辱与自我否定的“良知”不过是敌意的一面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轻视他人,和仇恨他人。
现在,笔者且把本章的讨论,做一总结。
中世纪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对社会各阶层,都具有一项重要的意义:个人受到冷落和孤立。他自由了。这种自由具有双重的结果。人失去了他以前曾享受到的安全感,失去了所属感,感到孤独与焦虑。但是,同时他也可以自由的作为和独立地思考,他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自己的能力来过生活——不必听命于他人。
可是,照各不同社会阶级的份子的真实生活情况来看,这两种自由的分量是不平均的。惟有最成功的社会阶级才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获得了真正的财富与权力。由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与合理的打算的结果,他们可以扩展,和聚集财富,这种有了钱而成为新贵的人,和出身门阀的贵族,可以享受新自由的成果,可以得到统治与个人主动的新感觉。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