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说出来挺丢人的。其实，说白了，人也是植物。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我所说的气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时代的风尚。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什么样的精神气候，造就什么样的人物。开初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心一意报效国家的，可没想到，我成了一个砍树的人……你要说发疯，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只能说老老少少都疯了，为了炼钢，为了赶英超美，就我所在的那个地区，所有的树都砍光了，砍得一棵不剩，这能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吗？”

    接着，老人说：“我这个人是办过一些坏事的。所谓的好事坏事，也是过后才看清的。当时并不那样想，当时认为是‘挽救’……就是砍树那年，我当过一阵子青年突击队长。记得是一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开始点名。那时候是军事化管理，上工下工都要点名，结果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张秋雁，一个是王心平。秋雁是女的，王心平是男的，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也认为自己‘为人正直’，就下令全体队员去找……结果一找就找到了，两人正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抱着亲嘴呢。往下就不用说了，当晚就开了他们两人的批斗会，这个批斗会是我主持召开的，让他们两人站在会场的中央，整整批了他们大半夜……那晚批斗会的口号就是两个字：无耻。那时候，不光我一个人觉得他们无耻，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很无耻。大家把他们两人围在中间，那时候开斗争会叫做‘过箩’，就是一群人围着，你从这边把他推过来，我从那边把她搡过去……后来，天亮的时候，张秋雁就不见了，于是就再发动人去找，结果是她挂在了一棵树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棵歪脖树，她的眼瞪得很大，目光里一片惊恐……那个王心平，是个六百度的近视眼，后来补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他老家去了。走的时候，他哭着说，我要早知道，就不亲那个嘴了，就那一口，这十六年学白上了，我是带‘帽儿’（右派帽子）归呀！现在想来，不就是谈个恋爱吗，值得这样？我要说的是，当一个民族都发烧的时候，泼上一盆两盆凉水是不起作用的。认识也是要有过程的。那是一个提倡斗争的年月，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参加斗争的，不是斗争者，就是被斗者，没有例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在这样的气候里，你要进步，只有斗争。你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学，吃的是助学金，我是一定要进步的，我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事事冲在前头，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气候里的活跃分子……”

    老人说：“后来我一直都是积极分子。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事事都要抢在前边。所以，在那些年月里，有那么一段，我是很红的。我办的第二件坏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贴了一张大字报。那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字报的海洋，人人都贴大字报……不料，就是这张大字报惹出了事端。一个对我最赏识的老领导，在我贴了这张大字报之后，跳楼自杀了！当然，在那个时候，一个‘走资派’，死了也就死了，那时候叫做死有余辜，也没人说什么，可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实，我那张大字报也没揭发什么，就写了一件小事，写他吃蒸馍剥皮……说实话，在我心里，也还有保护他的意思，因为别人写的问题比我写的严重得多，那时候写什么的都有，有写他是历史反革命的，有写他是国民党特务的，有写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多了。我也就写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有一次，我看他吃蒸馍剥皮，我真的非常吃惊。他是一个九级干部，资格很老，可他吃蒸馍剥皮，这也是事实。可就算是吃蒸馍剥皮，也罪不至死，是不是？可他就那么死了，当天晚上，他从被关的那栋楼房的窗户里跳了出去。那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