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在他的主持下盖的，刚盖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楼一共七层，他从最高处跳下来，就摔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我想，这是饿人与包子的故事。在吃前八个包子的时候，他都不饱，到了第九个包子，他饱了。也许，是我让他伤心了。别人贴大字报，贴就贴了，无论说什么他都还能挺住，可我是他一手培养的，连我也贴了他的大字报，他就彻底绝望了。‘文革’后期，他家里的人到处告状，说是我把他逼死了，我也因为这件事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一直不服。现在想来，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也许，就是我把他逼死的……”

    当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而后，他用火钳子拨了拨土盆里的炭火，接着说：“这件事，我一直不清不楚地背着。后来，我离开了原来的岗位，就下放到这个林科所来了。那时候，我已不愿再跟人打交道了，于是，我选择了树。我本来就是学林业的，可二十五年之后，我才找到了树。就在我找到树之后，我又犯下了第三个错误。”

    老人说：“来到林科所之后，离开了原有生活轨道，我就像是一条鱼被人甩在了干岸上，有很长时间不适应。生活是有惯性的，在斗争的环境里泡得久了，猛一下来到这么一个清静之地，当我重新面对树的时候，真的不太适应。这并不等于说我没想清楚，我还留恋什么官位，不是的。那时候我已想得很清楚了……可是，人就像火车一样，你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开，而后突然刹车，那巨大的惯性仍然会带着你往前冲，它不管你怎么想，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惯性。你已经看到院中的那些盆景了，那就是我犯下的又一个错误。那也是离开斗争之后，斗争的信号仍然在脑海里起作用的结果。不与人斗，就与树斗。要是说得更难听一点，不让你收拾人了，就收拾树。那时候，我利用当所长的便利条件，让人从山里挖了一些树根，搞了一院子盆景，当那些树长出枝条的时候，我就用铁丝把它们一道道地捆绑起来，压弯弄曲，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人为地搞成各种各样的造型……开初的时候，我还沾沾自喜，觉得这就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可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看着这满院的‘扭曲’，那折、那弯、那捆、那绑，全、全都是病态呀！那不是植物的正常生长状态，那是一个一个的痛苦哇！树就是这样长的吗？……”

    老人说：“后来，当我检索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上是有‘穷气’的，那个‘穷’字一直伴随着我。人一穷，志必短。那所谓的‘进步’，只是一种藏在内心深处的图谋罢了。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气候决定导向的。在你面前，我并不是想为自己辩护什么。我要说的是，我一直是一个跟着潮流走的人。从大时间的概念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也就是这些年，一个民族都醒了，我也醒了。不经过一些反复，人是很难认识自己的。况且，还有思维的惯性，那惯性也是很可怕的……当年，在‘文革’中，我和我的女人斗了很多年，斗得很辛苦，也很虔诚。那时候，就在家里，我们俩对着主席像辩论，你一派，我一派，两种观点进行辩论，而后是互相揭发，老天，揭着揭着就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了……那会儿，我们两个还互相比着背语录，你背一条，我背一条，背着背着，一激动就背错了，错了就对着主席像请罪，一次次地鞠躬、请罪。在那些日子里，她几乎天天让我请罪……互相之间已没有了爱，只有恨。而后，我们就分手了。从此，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现在想来，那所谓的‘家庭革命’是多么滑稽，又是多么的可怕！在那个年代里，人们都渴望纯粹，可纯粹的结果却走向了极端。真是不敢想啊！……”

    老人说：“现在，时代的气候变了，人也会跟着变。我成了一个种树的人，我喜欢树，树就是我的亲人。那时候我们有那么多的理论，现在想来，吃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