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J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George1839-1897）的“单税法”（SingleTax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下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6.5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畸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织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日“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诨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皇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零零）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束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