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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它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8.3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宇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大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末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位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余的。

    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零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零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零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零年则有“广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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