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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例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训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零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预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可下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xdx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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