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英国这一计“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Conditionalacceptance）！“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持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5.9 李鸿章段数也不低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在庚子年间，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侧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为“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不幸周公受制于一个不学有术的暴君。因此他和一辈子稀泥而长才不展，庶民沟壑，真国族之不幸。

    李鸿章则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人物收场。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的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足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园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diplomacy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义和团所要投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二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周总理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拄】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回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务院公布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僻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