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制”是在历史上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级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种从“部落主义”（tribalism）演化出来的职责不分、组织松散、以封君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权文官制”则是具有严密组织、职责分明、效率卓越、法则灿然的高级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郭沫若先生把这两个制度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郭氏因为对比较史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兴趣，就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分别了。

    4.6 “重商主义”和“轻商主义”

    至于我们中国的传统中，何以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未能——如马克思所想像的——产生个“资本主义”；而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秦制度”来？并且一走两千年，至今不衰呢？

    原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受无数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综合支配的结果。马克思所想像的，只是其中的一面。

    人总是人。他从个体的食色开始，在团体生活中是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共同面（uni．formity）的。中古欧洲的白人社会生活中曾产生过一种“封建制”；往古东亚的黄人，也曾建立过一种类似的“封建制”。可是欧洲在封建制崩溃以后，却逐渐滋长出一个“城市中产阶级”（urbanmiddleclass），从而滋生出一种“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由重商主义又导引出个“资本主义”来。

    可是古代的中国，在封建制崩溃之后，却没有产生出城市中产阶级，更没有重商主义，当然就更产生不出资本主义了。相反的，在中国却产生了一个“轻商主义”。轻商主义吓阻了滋长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没有城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也就无从产生了。

    这样一件比较史学上的强烈对照，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视了东方的一面。郭沫若则对东西之别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历史经验，凿枘不投地安装到中国历史里面去了。

    4.7 “国家强于社会”和“轻商主义”

    “轻商主义”这个辞汇不是笔者胡乱地造出来标新立异的。它是两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的历史事实。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变法的口号便是“强本抑末”。本就是农业，末就是工商业。“抑末”便是“轻商主义”，和做生意的人过不去。

    商君遭车裂后百余年，秦始皇受了“强本”的实惠而统一了中国。统一之后，他对轻商主义之推行更变本加厉，把天下富户尽迁于咸阳而加以管制。

    始皇死后，汉承秦制，轻商主义未稍改。至汉武当国，更把商贾打入“四民之末”，国家政策上也正式讲明了要“重农轻商”。汉武死后，国中工商界在大将军霍光翼护之下要求平反，要改变这个传统歧视工商的政策，并搞出个反抗盐鉄专卖的大辩论（内容见《盐鉄论》）。但是政府不容平反，做买卖的还是被镇压。这一压，压了两千年不许翻身。

    我们读历史的翻书至此不免掩卷一问：这些“略输文采”却威震天下的秦皇汉武们，为什么偏要对那些做小买卖的过不去呢？这个答案在比较史学上也可略寻一二。因为主张重农轻商的政治家，并不止于我们秦皇汉武和桑弘羊大夫呢！两千年后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后来成为民主政治圣人的杰弗逊总统，也是坚持相同主张的。我们试翻《盐铁论》的英译本，以之与杰弗逊和美国资本主义之父的汉密顿对工商政策辩论的原文相比，便发现二者之间所用的字句几乎都相同的。——桑弘羊大夫的立场，也就是杰弗逊总统的立场。虽然桑大夫比较看重国防经济这一面，而杰总统则稍偏于社会道德的另一面。

    所以从往古的中国到近代的美国，“重农轻商”的概念和政策，都是未可厚非的。问题是出在为什么古代中国这政策可一行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