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代的美国杰弗逊试行之，却及身而败——美国史家曾笑杰弗逊，在对汉密顿辩论中“赢了仗，却输了战争”。

    长话短说。古代中国之所能贯彻其重农轻商政策，而今日美国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后有一部，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岂但是“重农轻商”？它甚至可以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搞一国两制或一国一制；甚至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等，亦无往而不能。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赶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

    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桑弘羊大夫所倚赖的这部国家机器，事实上是个权力金宇塔。大塔之内又有无数体积不等的小塔，上下相连，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在这样一个金钟罩、铁布衫的严密控制之下，几个小盐商小铁贩，只是少数釜底游魂而已，“资产阶级”云乎哉!

    不特此也。为着贯撤政策、垂之久远，政府还要在学术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论。庶几权力与思想相结合，双管齐下，把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嵌入人民灵魂深处，使其变成永恒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变——这一点“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也真的做到了。

    此一传统中国所特有的历史发展，史学家试图“概念化”之，乃名之曰：“国家强于社会”（以别于西欧、北美传统中之“社会强于国家”）。社会发展，一切听命于国家。国家是个颐指气使的老太婆；社会是个百依百顺的小媳妇——借用一句马列主义的术语，我们也可说社会型态是国家的“上层建筑”吧！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桑弘羊大夫在盐铁专卖政策中的致胜之道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桑大夫这部无山不移的国家大机器，原是用来防制工商业发展的。它是否也可反其道而行，来振兴工商业，搞经济起飞，就是另一问题了。

    4.8 “主观意志”抵销“客观实在”

    回头再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何以行不通呢？那就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桑弘羊大夫那部国产的中央集权国家大机器。他只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联邦政府。民主政府专不了政，则人民就可自由行动。人民有了自由就没命的向钱看。如此则中产阶段和重商主义就要抬头，资本主义就要出现，伟大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就落空了。

    美国制是“英美传统”之余绪。在早期英国，乃至整个西欧，这一社会现象之发展实更为严重。马克思就呈看中这个西欧轻验，认为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出现是个“必然”的趋势；在唯物主义哲学上是个“客观实在”。人类对资本主义这个恶魔既不能防之于前，就只有补救于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所在吧！

    殊不知马氏所看出的社会发展上这个“必然”是有个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便是“国家”管不了社会。如果国家权力强大到上节所述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国，这个“必然”也就不成其为必然了。

    马克思生前足迹未逾西欧，研究范围更未及于中国。他决末想到他们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发展中所发现的“客观实在”，可以被古代中国里几个唯心主义者的“主观意志”所抵销。董仲舒、公孙弘、桑弘羊等几位儒生的七扯八拉之言，和刘彻皇帝的一纸横蛮无理的诏书，就可把山雨欲来的中国资本主义消灭于无形。

    再者，马克思死后，北美、西欧社会发展的现象，也非他始料所及。他没有想到资本主义也可以修正。劳资可以两利，不一定非斗得你死我活不可。总之，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中发展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