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叙述之真切，以今日纽约毒祸与之相印证，都是符契相合的。至于那禁烟名句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如衰败到那步田地，则“鸦片战争”就没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这一个境界却正是英国这个大毒枭，在鸦片战前所企盼的中国啊！出乎他们意料的则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个有为有守、而敢作敢为的林则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烟来，真的meansbusiness，则这场战争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战四年，中国大败亏输，落得个“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的结果，在本篇正文上，就不必细述了。

    “鸦片战争”之战与不战之权，操之于大英帝国的首相与国会。林钦差被动应变而已。他如要认真地禁烟，不管贵钦差是林则徐、张则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

    7.6 从“印度第二”到经济第一

    英国在清末和中国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两次是和其他列强合伙来打的“半仗”（“第二次鸦片战争”，亦名“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和“八国联军”，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史家也称之为“拳乱”、“义和拳”，扶清灭洋之乱也）。

    前段已言之，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能随机应变、十项全能的帝国主义，所以它对我们所打的三次战争的性质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两任英国首相（一八六八，一八七四～一八八〇）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BenjaminDisraeli，1804～1881）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国无永恒敌人，亦无永恒朋友，却有永恒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华之战，虽方式不同、性质各异，其为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而战则一也。

    概括地说来，中英鸦片之战，英国的目标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历史为模式的。远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英王乔治三世遣马尔尼尼伯爵（EarlGeorgeMacartney，1737～1806）使华时，彼即深知清军火器之落后，在军事上非英国之敌手。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因此纵鸦片一项之入侵，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辈汉学家阅拙作或将诬为过甚其辞。其实英人之臣服印度又岂有若何通盘计画哉？若辈只是乘势入侵，得寸进尺，终于造成既成事实罢了。其侵华也亦然。鸦片战后，则司马昭之心亦为其血浓于水的自己白种伙伴所共识。

    〈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缔结之后，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CommisionerAlexanderH.Everett）于一八四六年十月抵广州履新，目击英人在华之不择手段，对中国主权恣意侵越，便认为英人有计画要把中国变成“第二印度”而忧心忡忡。义氏并专书呈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吁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二国，加以制止。（义华业呈美国务院之报告原件现存美国“国家档案局”。于一八四七年四月十日，发于澳门。）其后历任美使所见皆然。其唯一例外则为第五任美使伯驾（PeterParker）。

    伯驾原为美国传教士，鸦片战前即与鸦片贩有亲密往还。战后为急求深入内地自由传教，而支持英国之积极侵华政策。迨伯驾以六任美使馆代办而升为第五任公使时，竟吁请华府“占领台湾”，始为布肯南总统（JamesBuchanan）所撤职。

    但是英国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帝国主义。鸦片战后不久英政府便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盖中国为一高度中央集权之统一大帝国，颇难分而治之如英人之御印度也。再者，鸦片战后俄法美诸强亦接踵而至。对弱大中国群起而蚕食之；各分其一杯羹固为势所必至，而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