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和我从未去换掉那架廉价玻璃枝形吊灯。当我们一开始搬进来时，我们发现这灯很令人生厌，是对高尚情趣的一种显眼的侮慢。随后，这个装置变成了个笑话，很快它就只是我们都认可的一种光源了。没人会注意到它，除非其中的一只灯泡熄了。我们甚至从一个慈善组织买了一打电灯泡——每只六十瓦，保证能够亮上五万个小时，这对于需要灯光的门厅来说，可谓是永恒了——试图让自己能摆脱这个纪念品。但后来，六分之五的灯泡在当年就都熄灭了。我们绝没有再费心去搬来梯子换一下灯泡。由于只有一只灯亮着，这枝形吊灯实际上已无法看到。

    一天晚上——这是距现在大约六个月之前的事了——那最后一只灯泡轻轻地“噗”了一声，就把我们撇在了一片黑暗之中。西蒙和我正准备上我们通常去的附近的餐馆吃工作后的晚餐。“明天我要去买些货真价实的灯泡。”西蒙说。

    “为什么不买只新的灯呢？”

    “干什么？这只灯并不坏呀。来，走吧，我饿了。”

    当我们向餐馆走去时，我很纳闷地思索着他所说的话，或更确切一点，他说话的语气——仿佛他已不再关心我们共同的生活。现在我们只是俗气的一对了。

    餐馆里只有一半人，正播放着催眠似的轻柔的背景音乐——白噪声，根本没有人真的会去听的那种音乐。在扫视着那份我已背得出来的菜单时，我注意到一对坐在我们横对面的五十几岁的夫妇。那女人一脸温怒的神色，那男人则似乎是不胜其烦的样子。我稍微多观察了他们一会儿。他们咀嚼食物，往面包上抹黄油，喝水，但是绝不让视线接触，也从未说过一个字眼儿。他们看上去不像有过争吵，只是在听天由命地行事，与什么幸福和不适已毫无关碍。西蒙在研究葡萄酒品牌：我们是不是叫一瓶家常白葡萄酒之外的什么酒？

    “这次你想喝瓶红葡萄酒吗？”我说。

    他没有抬起头来，“红葡萄酒都是那种鞣酸，我可不想在早晨两点钟就睡不着。”

    “那好，让我们搞个别的什么酒吧。或许来瓶香摈吧。”

    他把酒单递给我：“我正准备点夏布利酒，可你领先了。”

    当注视着酒单时，我开始恐慌起来。突然之间，我们生活的一切似乎都可一一推想出来，然而又都是毫无意义的。它就像是把所有的拼板游戏块都挪移到位，结果却发现那只是一种复制的过时的艺术，巨大的努力导致了琐屑的失望。在某些方面，我们确实是相配的——性生活上，智力上，职业上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与一般人并无不同之处，不像那些真正地互相属于对方的人。我们是同伴，不是灵魂的配偶，是两个单独的人偶然在一起共享一张菜单和一种生活。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大于我们两人相加之和，我们的爱情并非命中注定，它只是一次悲剧性的偶然事件和一个笨拙的鬼魂把戏的结果。那就是为什么他对我没有很大激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一架廉价的枝形吊灯就符合了我们生活要求的原因。

    当我们回家后，西蒙啪地扑到床上，“你沉默得有点儿异乎寻常呵，”他说，“有什么不对头吗？”

    “没有，”我撒谎道，然后又说：“哦，我也不知道，弄不清楚。”我坐在我睡的这边床上，开始浏览着一份商品目录，同时等着他再次发问。

    西蒙现在正用电视遥控器每隔五秒钟转换一个电视频道：一个关于被绑架的女孩的新闻片段；一个西班牙的电视情节剧；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在兜售体育锻炼器械；当一个个电视镜头掠过我的眼帘时，我努力地想把自己的情绪纳入西蒙能够理解的首尾一致的逻辑里，但是一直压抑着的什么东西却杂乱无章地袭上心来，使得我连喉咙都疼痛起来。存在的事实是：我们无法讨论西蒙的不能生育问题——这倒不是说我想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