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