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医务人员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CFP图片）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我吓了一跳。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挺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