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有多远？”

    “从这儿就到上面那个树。”

    我回头看了看那棵山崖上的树：“那这么估计的话，不到五十米？”

    他说：“那不止的，我往前头爬的时候，它耳朵一下就竖起来了。”

    “隔了这么五十米之外，你能看到老虎的耳朵竖起来吗？”

    “哎呀，那就讲不清楚了，反正很近了。那个闪光灯我也不清楚，是怎么打开的，我也不太会使，反正这么一按，‘咔嚓’一下，当时我把那个机子都甩掉了。”

    我确认了一下：“你就没拍了？”

    他有点不耐烦：“它听到一响，‘嗷’的一声。那个时候你还拍什么？拍石头啊？！”

    我看了看手里的资料：“但是根据你数码相机的时间记录，你闪光灯亮起的时候，是三十多张照片当中的第四张。”

    他重复我的话：“第四张？”

    “对。”

    他像刚明白过来：“后面还有二十多张是不是？”

    “对，这是相机的记录。”我递给他看。他看了一会儿，说：“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到底是在这儿闪的，还是在那儿闪的，时间有点长了。”

    “拿证据来。”记者两手空空，就靠这一句话，从因果链条的终端倒着一环一环上溯。

    野生华南虎在中国未见踪影已经二十年，光靠照片不能认定它的存在。按照林业部门的工作程序，需要在尽短时间内，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现场动物遗留痕迹作出专业的测量、拍摄、分类，对周围的植被地理等环境作出准确描述，还需要对当事人及周边群众进行调査走访，并作出记录和初步判断，以保证核查信息的及时可靠和完整。

    林业局负责实地调查的人叫李骞，是个小伙子。向他索要材料，才发现他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有过这次核查。问到后来，他说：“我相信周正龙，因为他是个农民。”

    我问他的上司覃局长：“李骞当时有没有给你出示他认为拍照对象真实存在的证据？”

    “那就是口头上，就是这样。”

    “仅靠他一个人的说法吗？”

    他反问：“难道不可以相信他吗？我对我的干部，我在用他的时候，我对他们是很省心的。”

    再问局长的上司，县长说：“我相信我的干部的说法，因为他是我培养起来的。”

    林业厅负责人说：“我相信镇坪的说法，因为他们是一级政府。”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清朝覆亡后，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