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央视第一天陈虻问我：“你从湖南卫视来，你怎么看它现在这么火？”

    我胡说八道了一气。

    陈虻指指桌上：“这是什么？”

    “……烟？”

    “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者的多少倍。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们会给你写这个设计的颜色，把它的民族化的特点、它的标识写出来。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如果全不吸烟的话，影响经济向哪儿发展。”他看着我，“我现在把烟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

    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那盒烟当道具震慑新人。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

    “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

    新闻调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题材，各种口音，各个地方，各种冲突。节目组每天一麻袋信里，一半是关于征地的。

    在福建涂岭，拆迁户不同意搬迁，开发商纠集人一起冲进家门，户主的儿子最终被砍死，头部中三刀——一个刚复员回来的年轻人，二十三岁，一脸稚气，胡子还没怎么长，腮边连青气都没有。我去时是五个月后，门框上还有深褐色的血手印。

    采访时开发商已在狱中，我把死者照片拿给他看，他面无表情：“不认识。”

    我说：“他跟你名字一样，叫蔡惠阳。”

    他一脸意外的模样。

    “这是你们杀死的人。”

    “哦。”他说，“当时我昏过去了，不记得了。”

    死者的家靠近高速公路，我们去的时候，路边都是白底黑字的标语，雨打风吹，墨淋漓地流下去，除了“冤”，看不出其他字样了。

    开发商说：“我也是受害者啊。”

    “你？”我冷冷看着他。

    “我的钱早就给政府了，我一直追，一直追，他们承诺我村里人要搬的。我不还钱，别人也要杀我。”他说。前一天，镇政府的人告诉我，因为群众上访，政府把这个项目暂停了。

    我对开发商说：“你这个项目都停了，你凭什么让人家搬？”

    他两眼圆睁：“停了？”

    “对。”

    “没人跟我说停了呀？”他急了，“群众上访了，我们也可以上访啊。你政府跟我签协议以后一直没提供用地，又不退我钱，你这不是骗我吗？”

    采访镇长，他说，跟开发商签的“两个月拆迁完毕”只是一个“书面上的表达”，开发商“应该心知肚明的嘛”，所以说停就停了。

    我问镇长：“那有没有想过你们这种暂停可能激化开发商跟拆迁户之间的矛盾？”

    他说：“我们从来就不要求开发商跟拆迁户去接触。”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和拆迁户的矛盾就像是一个炸药桶一样，如果这个时候丢进一根火柴会是什么样？”

    他绕着圈子不正面回答：“群众要求缓一缓，我们就缓一缓嘛。”

    几年下来，我要问的问题都烂熟了：“有没有张贴拆迁的文告？”“有没有出示安置补偿的方案？”“有没有签补偿的协议？”“有没有跟村民协商过怎么补偿？”……

    我也听惯了各种口音的回答：“没有。”

    但凡我采访过的冲突激烈的地方，没有一个是有省里或者国务院的土地审批手续的，全是违法征地。

    “审批了吗？”我问。

    “报批了。”镇长说。

    “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