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敢大胆地抬起头正视她。她有1米80左右，20岁上下的样子，微笑着显得很亲切。

    晚间同病房的病友才告诉我，“西雅图”是一个地名，珍妮的故乡。

    第二天一大早，珍妮就推着车来发药了。一看到药我就头痛欲裂，不肯吃。巡视病房的时候，她看见药没动过，便以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拿起药做了一个吃的动作，然后皱着眉头又摇头又摆手说：“苦，不好吃！”她笑了笑，转身走了。一会儿的功夫拿了些白糖过来，笑着说：“甜，糖，sugar！”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我感触颇深。出国前那阵，我们从成都走路到新津。40多里路走了一夜，到了新津机场累得根本没有力气，横七竖八地倒在跑道边就睡也没人管。而那天，我们的早饭仅仅只是一些含有泥沙的硬干饭和炒得干瘪瘪没有一点油气的豆芽。没人管你吃不吃，吃没吃饱。

    在医院的那段日子，我时常向珍妮要一些平时不常吃到的东西。比如：鲜牛奶。她总是微笑着，并在给我东西的同时教我怎样念这东西的英文名字。

    出院的时候，她还送我一张照片和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一面美国国旗，下方用娟秀的英文写着她的名字和通讯地址。

    美国教官

    医院真的是我的福地。我不仅在那里认识了珍妮，居然还遇到了老同学江天一。在他的帮助下我调到50师的汽车修理排。班长兼教官是一个叫做马丁的芝加哥白人，20多岁。和我印象中的老美不一样，他是矮胖矮胖的，给人很有亲和力的感觉。我第一次到师部报到的时候，他就歪着头、挤着眼对我说：“how are you？”

    他教我们开车，但一点也没有当老师的架子和傲气。通常是和大伙儿一起先用四个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弄好后他才纵身跳上车，对着那节课的授课对象直挥手，“here！”“here！”他的中文很蹩脚，授课时都是连比带划、手脚并用。左脚踩下马达，指着点火器对我说：“点火，点火，OK？！”右脚踏着油门：“加油！”……就这样学了一个多星期。上路之前，马丁指着排挡说：“排挡！”边说边用胖乎乎的右手抓住排挡，那时他穿着美军的军便服，腆着啤酒肚，笑起来很有点弥勒佛的味道。将排挡换到二挡后接着说道：“换挡，嘎嘎，No！”随后把食指放在唇边：“嘘——，OK！”大家听的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他急得满头大汗，船形帽都快掉下来了。最后还是老兵文遂生（成都人）连猜带蒙地估计他是想告诉我们，换挡没有声音的学员可以上路了！我一听我可以上路了，高兴得欢呼起来。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既高兴又紧张。马丁却和往常一样跟我亲热地打过招呼就钻进了一辆吉普车。不同的是今天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那是一个大晴天，上午9点左右，正是阳光普照的时候，我却觉着冷。马丁在一旁拍着我的肩膀给我打气。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0几米的弹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我完全傻眼了。马丁看我没动静，就在我耳边大声喊：“刹车！刹车！”我这才意识到该怎么做，赶紧刹车！车停下来后，我发现自己的脚还在抖。这时擦了一把汗的马丁却对我说：“好，好，good！”事后，马丁为自己会说一两个中文名词而得意。我又把他那句一成不变的“how are you！”给简化成“你好！”教给他，他说起来有种独特的味道。在他的细心教导下，我的车技进步很快，相处的气氛却一直没变，还是和乐融融的。

    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我被调去给潘玉恩师长开车为止，临行前他送了一件我一直赞不绝口的飞行夹克给我留做纪念。

    美国将军史迪威

    在给潘师长当司机期间，我有幸见过史迪威将军几面。军营里时常有人提起这位美国的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