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学生，我知道，你们对部队的感觉是不好的。但是我这个地方不一样，首先，我们废除体罚。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有啥问题我办得到的，一定给你们办到！我们这里绝对民主！”话音刚落，满场掌声震耳欲聋。后来他也果真说到做到，没有食言。

    发枪的日子是在军训的第二天，每个人一枝美国步枪，10发子弹。一个班发给一枝汤姆森冲锋枪。发枪的时候，大家兴奋异常，拿到枪立马觉着自己特别牛。当时日本鬼子用的是三八式大盖枪和轻机枪。三八式大盖完全是手动式，一次只能装5发子弹，推一次打一发；而美国步枪是半自动式的，一次能装8发子弹，子弹上膛后只需打就行，不用推。日本轻机枪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气，它的弹匣上有个漏斗式的容器，打时只需用手将子弹抓进去，子弹就能通过漏斗直接上膛，只管打就行了。但它体积大，很重，一般只能架在地上打。而且因为是直接将子弹抓进去的，所以一把子弹里，一旦有一粒的方向不对（本来应该弹头朝前，却不小心弄成弹头向后），就会引起卡壳。而汤姆森冲锋枪则不同，它比较轻且是全自动式的，还分快慢机，有一次装20发子弹的也有装30发的。使用快机时，装上弹匣，只管扣住板机，子弹就自动打出去，直到打完为止；使用慢机时，则打一发是一发，十分方便。但我当的是宪兵，没有上过前线，也没机会用这些先进的武器打击日本人，实在可惜。

    虽然没机会上前线，但我也曾因受伤住过院，还与美籍护士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交往。1945年2月，我16岁，在关押违纪军人的禁闭室工作。由于住在野外，照明等用电全靠自给自足。靠水来冷却的发电机，需要不时换水。一天晚上8点过后，吃过晚饭，我去换水，却没戴皮手套和头罩，结果水蒸气冲出来，将我的右手和脸部给烫伤了。那时中国兵进医院须得美国联络官开介绍信才行。但美军没同我们住在一起，天色已晚，美籍联络官早已回美军营地去了。连长许煜是个老兵，有些经验，就忙着要人去炊事班找酱油。也是不巧，刚好酱油没了。我就这样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联络官到了，才开条让人送我过去。一拿到条，许煜上尉就赶忙开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到最近的野战医院——美国陆军14医院。到了医院门口，背了枝卡宾枪的美国卫兵拿了条进去叫出了两个中国兵。连长扶我下车对我叮嘱道：“你好生在这儿养病，好了之后快点儿回来！”我那时根本痛麻木了，只向他点了点头。那两名中国兵见状要上前扶我上担架，我死活不肯，倔强地喊着：“我能走！”那时总觉着好好的人上担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但他们却不肯放手，说：“不行，规矩是这样的！”不由分说把我抬进了手术室放到手术台上，马上就有两名美国军医上前来询问我的病情。他们都穿着军装，外面罩着白大褂，戴着船形帽。胖的是个少校，30来岁；瘦的比较高，大概1米70左右，似乎是胖医生的助手。他们问得十分仔细，问完之后就配了药给我包上。一张脸就只留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和一张嘴巴裸露在外头，好像戴了张面具一样。然后我被送进了中国兵的病房（当时中、美病房是分开的，美军用的是钢丝床，中国兵用的是木床），输了4瓶血清。5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对美籍军医记忆犹新，他们的认真负责，他们的细心都在我心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我被送进病房后是被绑在床上的，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怕我因为痛乱动，弄坏了伤口。现在我脸上根本看不出有被烫过的痕迹，所以十分感谢那两位美国军医。一个礼拜之后，我已拆了纱布，蜕掉了死皮，长出了新皮，但医生还是不肯批准我出院，坚持要我待到完全康复之后。

    拆纱布后的第二天早上，早饭后不久，美国护士就来查房了。当时野战医院所收的基本上都是前线回来的战士。有些人为了打日本鬼子，伤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