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回部队，医生不放，便偷跑回去。也有闷得发慌，聚众赌博的。因此护士一天要查好几次房。那护士身高1米70左右，蓝蓝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虽然脸上有些雀斑，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美丽。她看到了我觉得奇怪，因为那时我个子尚未长高，很是瘦小。看她惊诧的样子，我向她做了个手势：“tle Cary police！”（我是中国宪兵！）她听了这话，有些惊讶，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开了口：“Excuse me，er！”（你是我的弟弟，我是你的姐姐！）这时我也笑了，我觉得她很漂亮也很开朗，于是指着她说：“My dear sister！”（我亲爱的姐姐！）她也笑了，指着我说：“My dear brother！”（我亲爱的弟弟！）然后冲上前来抱着我的头就亲了一口。

    此后，一有空闲她就拿着一本红色的小册子过来找我，那册子上头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英语单词和中文词汇。我们便互相请教，相互学习。交流不顺畅就连比带划，再不行就翻开小册子，找单词和汉字。靠着这个法子，我们交谈过许多话题。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露易丝，参军前也是个高中生。这场战争是我们时常触及的话题，也不时谈论着战争结束后的打算。她邀请我同她一起回美国继续读书。我笑着回绝了，我给她讲长城、讲故宫、讲我的家乡，坚定不移地告诉她，我要回我的家乡去。不久医生就同意我出院，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医院大门口，我们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依依不舍地告别。

    我真正同美国士兵有了更深的接触，是在调到总指挥部工作之后。总指挥部设在离史迪威公路不远，到雷多小镇还有二三十公里的原始森林中间，除了军队几乎没有老百姓。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保卫总指挥部、公路巡逻、桥梁保卫、检查过往车辆等。美军和中国军队各有两三百人，每天搭配着出任务。除了在一起工作，下班之后，我们还在一起相互交谈、学习语言、邀着打猎等等。还记得有一个中文名叫欧水的下士，曾在晚饭过后，拿着一个笔记本找我。他用中文对我说：“你能教我唱歌吗？”我上下仔细打量了他一番，问：“什么歌？”欧水递过笔记本来，翻开一看，原来是《义勇军进行曲》。我笑了笑说：“行，这歌我们这儿谁都会唱！”此后，他就时常来找我，等学会了那首歌，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交谈中，他提到，他曾拜一位华侨为师，是一个十分了解和热爱中国的人。

    我最要好的美国朋友是一名上等兵，可惜我已记不住他的名字，只知道他20多岁，是在当警卫站岗的时候认识的，熟识了便常在一起玩。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一个上午，站岗实在无聊便聊起天来。他中文不行，我英文也十分糟糕。不知怎么谈到宪兵，我便说：“Military police”（重音在前）他愣了一下，问到：“？”我又说了两三遍，他还是不懂！我指指他，又指指我自己，他还是摆摆手。我指指我们的臂章，他还是摇摇头。最后，他见我很着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Can you spell it？”（你能把它拼出来吗？）我看着他的眼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认真拼了出来。他笑了：“Military police！”纠正了好几次，我才读正确，我现在的英语发音还算标准，全得益于耐心且友好的美籍教师们。

    德国投降之后，上等兵便回国了，从此与我失去了联系。他送我的一把军刀和一块手表后来也丢失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刀有30公分长，木头刀把，牛皮压花的刀鞘很是精美；一同丢失的还有露易丝回国时给我的一个笔记本，32开，扉页上有着一行字：“My life in military！”（我的军中生活）后来我回国后还收到过露易丝的几封信，可是由于当时人太年轻，太浮躁也没有回信，就此断了联系，也不知她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