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周文星（中国驻印军指挥部士兵）

    母亲死得早，父亲不仅对我关爱有加，而且期望很高。他做了一辈子铁路工人，殷切希望我能学有所成，给取了个名字叫“文星”。我也很为他老人家争气，初中还因学习成绩好而跳了一级。

    1940年，我在湖南铁路中学念高三，日本人愈演愈烈的暴行，激起我强烈的愤恨，投笔从戎参了军，并在湖南的宪兵学校修完了军训课程。

    1942年，部队调驻兰姆伽盟军总指挥部附近，我们的营房就建在离三国联合办公室不远处的一块高地上，不仅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国家的国旗和人群，就连每一个国家的升旗仪式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看清全过程。我军的升旗班严格按照国内的规定，每到指定时间清一色全副武装地举行升旗仪式。还有一个班的人在广场上集合，庄严地向国旗行礼，直到仪式结束。降旗亦是如此。英、美两国却不同，他们不搞任何仪式。只是在升降国旗时不管有事无事，有意还是无意，只要在场，都得立正，而且只需立正即可。

    英、美军人以及印缅的官兵和老百姓，起先对中国的升旗仪式很有些不习惯，后来也慢慢习惯了这一切。再往后各国的驻印军与日俱增，中国军队里这个团，那个师，相距近的只有10来米，远的也不过就几十米，却各自设起了旗杆。指挥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盟军官兵见到盟国升降国旗必须立正表示友爱。虽然有总指挥部统一的作息时间表，但各部队的钟表快慢却不同，有的相差四五分钟。就因为这样，早晚号音此起彼落，大伙儿上一次厕所、打一盆水都要立正好几回，各国军人都弄得啼笑皆非。为此总指挥部特别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中国军队里连以上的主管军官均发给一只美制的军用手表，这才解决了问题。

    军训开始了，各个部队都有美国教官前去授课。中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一丝不苟地将《步兵操典》、《射击训练》搬上训练场。就以射击为例，步枪射击有立式、跪式、卧式三种，要求出腿几公分，两腿之间几公分等等。排长就在旁边手把手地教，直到每一个动作都符合要求为止。稍有不对就骂，严重的还让士兵跪着晒太阳。美国人很是反对这种训练方法，他们主张自由、舒适、不受什么姿势限制。只要你觉得舒适、平衡、能开枪射击就行！

    于是摩擦开始了，首先是我军的下级军官故意不将美国人那套放在眼里，做出一副这是我们的兵，你们管不着的神情；美国教官则根本不把中国军官当一回事儿，表现出一副我是盟军指挥部派来训练你们的，连你也得听从我命令的样子。就这样，中国人按典范严格要求，美国人讲究实用、舒适，各抒己见。各个部队的训练就在摩擦中进行着。

    因为语言的不通，我们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但美国人豁达大方，一见面就说“顶好！”有的还上前拍拍肩头、拥抱，表示友好。据说驻印军的副总指挥郑洞国，曾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上鼓励全军士兵尽可能地多学英语，并要求各级军官带好头。美国大兵也很热衷于对中文的学习。在驻地时时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形：中国兵哼着《雪绒花》，而美国兵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双方见了面也时常相互请教。美国人的地方口音很重，两个美国兵谈话的时候你根本只能听到叽里呱啦的一连串音符。比起语言，他们更喜欢教我们学跳舞，有一种 “踢踏舞”，是他们的最爱，坐着、站着都能跳。但中国人会跳舞的不多，常常是双脚笨拙得自己将自己绊倒在地，逗得美国人哈哈大笑。我们也就不服气，仗着中文的优势反过来捉弄美国大兵。比如：花生就叫“剥了壳吃”；衣服就是“穿了不冷”；……等等。一开始美国人还学得有模有样，到后来他们发现不对劲，就找翻译官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