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总部制定出台的“一号作战”，在酝酿的过程中，就有不同的声音，不赞成“一号作战”计划的军界和政界的人士，现在更是态度强硬。衡阳久攻不下，消耗大量兵员和物力，使日本中国派遣军极其不安，大本营的不满也逐渐爆发。这对日本大和民族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长期同日本陆军不和的日本海军，也抓住了陆军的把柄，战争不是争强赌气的事。

    以衡阳之战说事的越来越多，甚至把状告到了日本天皇那里，这样更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当时在日本国内，很多人对身兼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就有不满情绪，只是没有公开化。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们向东条英机发难。在太平洋上塞班岛失守，东条英机要负主要责任，“一号作战”的衡阳战役，东条英机更应负重大责任。

    陆军出身的东条英机当然希望陆军有所作为，现在他更是希望陆军在中国战场有所表现。为此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亲自到长沙第11军司令部，传达大本营的命令，要求横山勇将军尽快攻下衡阳。

    由于中国军队第10军的坚强抵抗，衡阳久攻不破，东条英机于7月18日终于被迫辞职下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出任日军参谋总长，冈村宁次准备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衡阳中国军队的奋力抵抗，不仅抵挡了横山勇的大军，还把东条英机的内阁搞崩溃了。这是衡阳保卫战的巨大收获。

    在中国国内，围绕着衡阳保卫战，同样出现上层的矛盾，甚至给蒋介石的统帅地位造成一次不小的危机。蒋介石对衡阳保卫战，一直处于矛盾的心态之中，一方面是想谋求中国抗日东线战场的胜利，另一方面又不想投入较大的兵力。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他甚至想把派出去的远征军抽调回来。蒋介石心里清楚，史迪威指挥的西线远征军，那可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抽调回来，保存实力，坐等美国以及盟军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

    当蒋介石指挥的东线战场接连失败的时候，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的西线，却连连取得胜利。史迪威大肆指责蒋介石无能，并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对中国军队实行改革。史迪威很有野心，一直窥视着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他通过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向蒋介石要求中国军队的全部指挥权。

    中国抗日战场当前的惨败情况，使罗斯福总统认为很有必要，于是开始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为此，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并发电报给蒋介石：

    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蒋介石在接到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个滋味。他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忧惶，未足吾危，面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已之尽力耳。”

    中国东线战场突然出现了一个衡阳保卫战，第10军坚守不败，倒也成了中国军队唯一的一个亮点，也很自然地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博弈角力的一个支点。美国人讲实惠，只顾眼前，在衡阳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美国不断催促蒋介石调包围共产党延安的50万大军，前去同日军决战。后来英国、苏联都向蒋介石施压，再三呼吁重庆出兵衡阳。

    蒋介石身上的压力太大了，衡阳保卫战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这只不过是他同史迪威在赌桌上的一张牌。他同史迪威的赌博没有最后输掉，就因为还有衡阳保卫战这个码子。所以他在日记中说：“衡阳保卫已一月有余，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正因为衡阳战事成败牵涉太广，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才没有孤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