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在重庆召见了各路大军司令官后，何应钦立马赶到芷江县，他要在芷江设立陆军司令部，并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湘西会战对何应钦来说至关重要，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也许是同日军的最后一战了，也是他何应钦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大家都十分明白，在抗日战争八年时间里，何应钦是国民党将领的亲日派，同汪精卫之流只差一步之遥。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同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也就是他的日本老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日军的要求，破坏和解散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组织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刚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的何应钦，又同日军签订了出卖华北主权的《何梅协定》。1941年初，何应钦参与策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所以说在抗日战争中很难找出他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益的事情来。

    中国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是在日本魔鬼屠杀中国数千万同胞的日子里，谁干了什么，人民的心中自有掂量。所以，何应钦把湘西会战看得很重，这一战是他洗刷亲日恶名，为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做出最后贡献，以谢国人的决战。

    何应钦有说不出的苦衷，有些事不是他能做主的，而是蒋介石授意他去做的。当然他也乐意去做，这里面夹杂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他出生在贵州兴义，1901年考入贵阳陆军小学，那年他刚好11岁。小学毕业升入武昌陆军三中。

    1908年赴日本留学，初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冈村宁次正好是他的区队长兼教师。何应钦的军旅生涯是日本士官学校培养的结果，他对日本有着较深的感情，特别是他的教官，一直培养栽培他。

    让他后来意想不到的是，培养他的教官师长们，竟是侵略自己国家的急先锋。作为一个军人，一头是生他养他的祖国，一头是恩重如山的师长，这真让何应钦感到难为情，所以他一直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主张同日本和谈善解。

    蒋介石是江湖出生的帮会分子，他最擅长用人之术，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之时，蒋介石正好利用了何应钦的这个矛盾心理。而何应钦也十分了解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的用意，很想先稳住日本方面，以便抽出手来首先消灭共产党的力量。所以他们两个便相互利用，狼狈为奸。

    其实蒋介石同何应钦从一开始就是竞争对手。他两人在孙中山手下，地位不相上下，只不过蒋介石更善于耍手腕，提早朝前跨了一步罢了。何应钦便一直成了蒋介石的得力助手。但何应钦是有想法的，一旦国内形势有变，他就会对蒋介石下手的。机会终于来了，那是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西安。何应钦在南京执掌兵权，任讨逆军总司令，企图置蒋介石生死于不顾，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但这一主张遭到宋子文、宋美龄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便开始对何应钦存有戒心，处处提防，失去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从此两人不再是推心置腹的弟兄。

    八年抗战，蒋介石的地位得到巩固，何应钦不得不俯首称臣。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事情的偶然巧合，何应钦同冈村宁次哪来那么多的缘分？他俩同在1944年11月，被各自的大本营任命为总司令，一个是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另一个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双方军队打了8年时间，进行最后一战的时候，两人又在一个战场排兵布阵。8年几百场大战、恶战都没有相遇，偏偏最后一天两人要决一雌雄。你说这不是天意是什么？也许是老天有意戏弄他们，谁都说不准。

    何应钦不敢多想，再往下想他怕动摇自己的决心，同时也怕吓着自己。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狠了狠心，坚定地跨上一辆美国吉普，亲自去勘察他将要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