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日本政府表示拒绝这个强加于人的公告，于是美国就把刚试验成功的原子弹朝广岛扔了一颗。等了几天，看看日本还不松口，美国又把当时拥有的最后一颗原子弹扔在了长崎。两颗原子弹足以摧毁一个有理性的民族哪怕再顽固的意志，加上苏联也对日宣战，日本的战争决策中心就是否投降的问题发生了尖锐分歧。

    开始时阿南陆相并不赞成投降。在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面对农商大臣、运输通信大臣和军需大臣关于无力再战的喋喋不休，阿南暴躁地喊道：“够了！够了！这种情况谁都知道。不管形势多么不利，非打到底不可！”

    8月9日晚11时50分，尊贵的天皇陛下来到设在低矮的防空洞中的会议室，决定国家的命运。文死谏，武死战，不能光听他们的。日本人真的死光了还去给谁当皇帝？天皇表示赞同外务大臣东乡的意见，在不触动现存天皇制国体的情况下，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人都不知道其实美国也只有这两颗原子弹，下一颗生产出来要一年时间，那时普遍认为下一颗大约后天就要炸东京了。

    阿南是真正效忠天皇的军人，出于效忠天皇，他在会议之后立即部署稳定军队，听从圣命。当传达御前会议决定时，一名少壮派军官突然站起喝道：“莫非大臣阁下也想投降敌人？”阿南以手中短杖猛击桌面，冷冷地说：“敢抗命者，请先杀我！”

    而作为真正的日本军人，阿南清楚在这场失败的战争结束时自己的去处。

    8月14日晚上，他在家中与妻子的弟弟竹下正彦喝着烫热的米酒，吃着下酒的辣菜，表情十分平静。

    竹下正彦在师团时曾当过护旗兵，是一个思想激进得不能再激进的少壮军官。酒喝到深夜时，他问姐夫：“你都准备好了吗？”

    阿南一边小口呷着酒一边叙家常般地说：“一过午夜，便是15日了，开始我想在20日那天，因为那天是我二儿子的生日。但我担心20日太晚，天皇的录音将在明天中午广播，我不忍心听到它。14日是我父亲逝世周年的日子，我选择了这一天。”

    一向认为自己具有日本武士铁石心肠的竹下正彦，忽然感到有热泪从面颊滴入酒杯。他发现自己作为军人比姐夫还差得太远。

    一名女佣端着一只小盘拉门进来，阿南每天入睡前要打一针维生素，此时他仍伸出胳膊让女佣注射完毕。

    女佣出门后，阿南说，他为他负责的陆军和他发誓扞卫的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对所做的一切还是满意的，只有昭和十七年（1942年）的长沙之战，由于判断失当、计划不周，部队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想起来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阿南取出纸笔，写在第一张纸上的是一首日本俳句短诗：

    这是笔者继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阿南为劝慰幕僚写下“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后看到的又一首诗。真是痛苦出诗人。然而仗打败了，诗也难写，令人遗憾又无奈。

    那夜阿南在第二张纸上写了两行字，写完后想了想又加上一行：

    我罪深重，谨以一死报之。

    陆军省大臣阿南惟几。1945年8月14日夜。

    我坚信日本之神圣不可摧。

    写完遗书，阿南从柜子中取出两把精致的短剑，这是他家族的传家之物。他抽出其中一把，用手在刃上试了一下说：“我要用这把。”他将另一把交给竹下正彦说：“留着它，做个纪念吧。”说完，又朝杯中倒满酒。

    这时竹下的同事兼好友、另一名死硬派（日本朝野对激进派别称）军官井田来找竹下，他目睹了阿南将所有勋章都挂在军服上，将衣服叠好，将那张从不离身的小儿子的照片放在军服上。

    阿南对竹下和井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