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敢死队中有三四个是戴红袖标的督战队员。

    “那时候，守阵地没有命令打光了也不能撤，撤退就枪毙，但组织敢死队都是自愿报名的。敢死队有去无回，他们把名字、家乡、父亲或母亲等取得联系的家人名字说清楚，由军官记下来。敢死队的抚恤金比一般阵亡高一倍。

    “一样的死也有想死和不想死（意为主动和被动）之分。有的人再苦也要守到最后，不舍弃活的希望，也有人想，人生不过一死，不如死得光荣些。但是那会儿我们都年轻，谁的心里不想在战争中活下来，看看胜利后的好光景。

    “孙连长指挥全营又打了个把钟点，天将黑时，敌人组织了一次强攻。孙连长命令隐蔽，不还击，看看敌人近了，他一挥手，敢死队大叫着就向敌人稠密处冲了上去……

    “冲上来的敌人被炸死一片，敢死队员全部阵亡。敌人也知道这是最后一下子了，很快又攻上来。我们拼死顶着，手榴弹扔完了用机枪，机枪弹打完了来不及压子弹就用步枪，最后是拼刺刀……

    “最后关头，孙连长命令我和另外4个人掩护营部司书到团部交文件和名册，司书把文件捆在腰带上，腰带外面再绑上两颗手榴弹以防万一。

    我们乘天黑一路猛跑下了阵地，身后一阵手榴弹和机枪声，能听见响在我们的主阵地上，是敌人打的。

    “我们走打铁街进东门，不想不到两华里路程，路上一个兵摔了一跤，头碰在一个石头尖上，碰出一个老大的血窟窿，竟然死去了。进城后只有我们4人，应该还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没跟上来，但不可能是逃跑，因为条件不允许，逃跑会更危险，就这么失踪了。

    “到了团部，我们4人在一座工事内见到副团长高子曰中校，司书边哭边向他汇报了1营的几天战况，高副团长又询问了一些阵地当面日军的情况。正说着，一名参谋报告说，1营四铺街阵地失守，再没人回来。

    “我们几人听后都哭起来，高副团长和那个工事中的人都脱帽向我营阵地的方向默哀。

    “我们被编入团直特务连。那一仗我们4人都幸存下来，其中罗仪右腿负伤，战后截肢。其余都挂些轻伤，特务连在后来的战斗中也伤亡了大半……”

    牛维彬老人接着说：“能从那时候活下来真不容易。”169团1营的4个幸存者来自4个省，那一仗使他们成了比兄弟还亲的战友。可惜牛维彬在1944年秋天因病退伍回到江西宜黄老家之后，就与他们失去联系了。听说浙江的杨子宾死于1948年山东战场，江苏的罗仪解放初期病逝，湖南的党崇德即营部司书不知消息，如果活着，今年也该有90岁了。

    城北：火牛阵

    11月26日黄昏，北门外贾家巷，171团1营3连阵地。

    中尉排长殷惠仁从昏迷中醒来时，耳畔一片蜂鸣，左腿痛得钻心。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被那颗炮弹炸死，但负了伤。使劲睁开双眼，他感到面前的世界一片模糊。

    26日下午4时，殷惠仁率领全排随连队一起跑步出北门接替了169团3营两个连在北门一带的阵地。接过来的工事残破不堪，撤下去的两个连只有40余名轻重伤员。殷惠仁心中掠过一个预感：成功与成仁，就在这里了。

    169团的人还没撤完，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3连沉着应战打退敌人两次冲击。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覆盖阵地，无遮无拦之中，连长、副连长、30多名士兵在炮火中阵亡。殷惠仁是1排长，又是资历最深的排长，立即宣布自己代理连长。刚走完一遍阵地，又一轮炮火砸下来，他只觉得眼前一黑，耳畔的一切嘈杂戛然而止……

    殷惠仁咬紧牙关，从地上爬起来抖一抖遍身的瓦砾和尘土，坐在地上，扔下被打烂的鞋子，见炮弹削去了他的大脚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