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们也会思乡。河村太美雄记得家乡的模样，记得家里的温暖。“尽管孩子多生活不富裕，但是每天的晚饭时间大家都特别高兴。虽然贫寒，但是母亲总是想法儿做些合乎季节的饮食：年糕山豆汤、豆馅儿年糕、咖喱饭、鸡素烧、猪肉汤等等应有尽有。她还常常围着饭桌跑来跑去帮着布菜。此外，每天早上我们都能在擦得油光光的灶房木架上看到六七个装好了的饭盒，并在开有天窗但没有铺地板的房间看到整齐地摆着一排草鞋、木屐等。”

    可这景象，已经不再。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怀孕的姐姐们，还有那些没长大的侄子侄女，日子变得冷清。

    金子安次记得，战时，日本政府鼓励妇女多生孩子，生10个以上的可以得到政府奖励——生了男孩，长大成人可以当兵，也可以成为壮劳力，而女孩长大以后又可以生儿育女。政府宣传说，现在是充满危机的时刻，日本人不能过多去考虑其他的，而应该和反对日本的国家，英勇地作战到底。

    “但是，等我们到了中国以后，日本的政策一下子都变了。他们命令我们屠杀妇女和儿童，因为，妇女可以生孩子，而儿童长大了以后会起来反抗日本人。上年纪的人由于失去抵抗能力，可以放过他们，但是，要把妇女和儿童统统杀掉。”金子安次说。

    同样是女人，同样是孩子，在那边是亲人，在这里却要被自己亲手杀死。家乡的孩子，成了异国的鬼子。

    家乡在万里之外，母亲和姐姐们的样子渐渐模糊。鬼子们知道，除了胸佩勋章回去，别无退路。

    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如此解读日本士兵的心理特点：

    日本人全然不惧于他们个人的末日救赎——也极少有人形于颜色地害怕死亡。每一位日本帝国军队的战士都清楚：勋章和荣誉只会被授予为天皇陛下成功地赢得了战役胜利的人们，没有谁仅仅因为在战场上勇敢而受到奖励。每一个士兵都不过是整支军队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队、大队、联队甚至师团都将蒙受耻辱。他同样也很清楚，当他离家远征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决不被准许做、说或者在信中写到任何可能令士兵们对为天皇献身稍感犹疑的事情。这就是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日本帝国军队官兵们长期被灌输的思想。

    军事作家余戈分析说：“日军士兵的勇敢强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岛国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集体观念和耻感文化，但是，不能说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理性自觉。许多日本文化学者，都承认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动和蛊惑的。”他认为：“事实上，在蒙昧状态下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种病态。正如战后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其所著《日本陆军精神教育史考》中援引一位美军军官的评价：‘日本兵虽然强悍，却很可怜。’”

    当然，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士兵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病态和可怜，他们一只手将刺刀刺入孩子的身体，另一只手则伸向女人。

    金子安次说，他曾和老兵把一个漂亮女人抓回兵营，并与七八个日本兵一起轮奸了她，有人还极其下流地问她感觉如何。此时，女人趴在地上不能动弹，奄奄一息。

    金子安次还讲到自己参与的另一件残酷罪行：一个老兵强奸一名妇女，女人拼命反抗，老兵命令他和其他几个士兵把女人按住，老兵把浇了汽油的棉花塞进女人的阴部，点火，火苗一下子蹿得很高，活活把女人烧死。

    同样犯下累累罪行的铃木良雄，如此剖析当年自己的心态：“我本来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人，但是临近战败的那一年，我已经意识到日本已经不行了，日本军队已经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反正是战败，早晚会战死，作为一个男人，在死之前豁出去，想